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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民進黨的“蔡馬馬”耳語及搶先公布民調之舉,亦不過再度凸顯了民調的一種“可玩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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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台北4月27日電/國民黨民進黨都在進行提名民調。結果民進黨的“總統”民調不但出現了“蔡馬馬”的耳語流傳,且有人搶先公布民調監聽結果,引發大反彈,被指誤導仍在進行中的民調。國民黨的“立委”初選民調,則在羅淑蕾和蔣孝嚴之間發生了是否“贏○‧○○一也是贏”的爭議,台北市黨部已決定不變提名考量。
聯合報社論指出,民調本無罪,卻狀況這麼多,不免有評論者質疑,是否有人在“玩民調”。難道果真是,“民調民調,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之”?
民調就是蒐集民意的工具而已,主要目的是“讓民意呈現”、“讓數字說話”。現在兩大黨的提名機制既然多以民調為主要依據,黨內有意參選者也同意行禮如儀,本來可以好好讓此機制發揮展現民意的功能。但結果,每次民調上場,總不可能風平浪靜,甚至有人藉民調而興風作浪。這次的“蔡馬馬”耳語和國民黨的蔣、羅之爭,不過冰山一角而已。亦可見,民調本無罪,何辜惹塵埃!
到底何以致此?民調在理論上是中性的工具,施行上亦有科學準則可依循;如果說民調可以“玩”,未免損傷其公信力。然而,民調本是中性的工具,選擇和運用民調的人卻未必站在“中性”的立場。口中稱“尊重民主機制”的政治人物,在有權力可能影響決策時,莫不用盡政治算計,尋求能為自己贏得最大利益的途徑。例如,民進黨內為使用“排藍民調”、“黨員民調”、或“全民調”,角力不只一回,最終決定的關鍵,難道真如表面理由那般冠冕堂皇?目前正進行中的“全民調”方法,從定案前就傳出,對“全選民”之間形象較佳的蔡英文可能較有利,也因此在決議定案後,還傳出了黨員出走風波。換言之,從選擇民調方法的那一刻開始,即可能有政治考量的手已經伸進來“玩”了,此其一。
如果排除掉數據作假、抽樣偏頗等極端情形,並且相信民調機構進行民調時確保盡可能的中立性與科學性,但即使如此,所謂的“數字會說話”,卻還是需要正確的解讀方法,並非“贏○‧○○一也是贏”那麼單純。直接民主當中,選民親自投票,結果贏一票就贏,是沒錯。但民意調查是抽樣調查,在全體選民的“母體”當中選擇受訪者的“樣本”,用以推論出結果。這次蔣孝嚴和羅淑蕾之爭,兩人差距不到一個百分點,這種差異是否真的顯著,於統計上的意義恐須謹慎判讀。
但國民黨對這次爭議的處理態度,從最初的區黨部建議對羅淑蕾作停權處分,到其後由文傳會主委蘇俊賓表示原則上尊重民調結果,其間的轉折對照,真的百分百是“尊重程序”的民主考量?是相信“數字說話”的科學考量?還是未便明言的其他因素考量?局外人永遠難以窺見全部的真相。這種合理的懷疑,可能正是“玩民調”之立論其二。
至於其他更不堪的耳語流傳,以及種種試圖影響選民心理的手段,不管是陰謀論或告急牌,都是選舉的老招數,也都不必諱言具有“企圖使對手不當選”的意味。政治的本質如此,台灣選民身經百戰,早已自行開發出反制之道,加深了爾虞我詐的氣氛,例如投票時向來有“自動配票”的默契,電話民調時則有“故意擾亂敵情”的自覺,令任何科學調查都可能陷入迷霧。所以,這次民進黨的“蔡馬馬”耳語及搶先公布民調之舉,亦不過再度凸顯了民調的一種“可玩性”而已。
“民調堪用直須用”,但用得過度,或藉民調的“詐術”操弄形同“作票”的不當影響力,則是嚴重毀損了民調的公信機制。社會科學裡本已顛覆了“科學調查結果必然為真”的神話,任何人為進行對社會現象的探查,都有其局限;更不用說如果有人存心“玩”民調。本來民主比獨裁好,以民調為提名依據,總比以黨中央的一言堂為依據要好。但如果走到讓民眾覺得“多少罪惡假民調之名而行之”這一步,恐怕玩火的人要先被火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