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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啟臣的“國會”辦公室,一進門就可以看見人型看板。(中評社 倪鴻祥攝) |
江啟臣對中評社分析,從“蔡特通話”到美中“習特通話”,可以看成是美國把台灣當做一個籌碼或是可運用的槓桿。“習特會”的“新大國關係”框架下的台灣是什麼?這決定在新的“美中關係框架”是什麼?不論雙方如何處理台灣問題,美國一定還是回到她自己的戰略框架問題;中國大陸一定訴求她的“一中原則”,所以台灣該如何面對、應對就很重要,千萬不能忽略被當籌碼的可能性。
他說,美中兩國權力消長一直在變化,美國前總統奧巴馬設定的是“重返亞洲”,某程度上讓中國大陸覺得在圍堵她,演變到特朗普時代,算是新時代的美中關係,畢竟未來有4年的時間,因此特朗普應會去試著營造未來美中互動的模式,中國大陸也一定想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互動模式,兩邊總是要談出一個符合雙方想法、能接受的框架、架構出來,因此“習特會”應該不會去談那麼細的東西。
對於“習特會”,江啟臣認為,大國如何互動,台灣能影響的很有限,但起碼該有立場的表達,而且可以事先講,不必等“習特會”結束後美中都正式公佈了再作回應,這樣稍嫌被動與消極;假設台灣不樂見被當棋子,當然就是先表達擔心,希望“特習會”不要出現、也不會接受不利台灣的第四公報或其他公報。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蔡英文政府在兩岸關係上表達看法的時機。
江啟臣表示,從格局來看,“習特會”可能只是去設定未來對話的開始,兩邊領導人都不會談那麼細,但會設定一個未來技術層級或決策層級的部長級、次長級官員互動的框架與路線。例如奧巴馬時代有一年舉行兩次的固定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當然,雙方會比較會注重當前一些立即性的問題處理,也就是安全與經貿方面兩邊的原則是什麼。例如特朗普可能要談公平貿易、操縱匯率造成美國的傷害的問題,中國大陸可能會指全球化的時代開放市場公平競爭,雙方試探彼此的底線與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