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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敦義(左)出任“行政院長”，朱立倫出任“副院長”。 |
中評社台北9月9日電／聯合報今天社論指出，劉兆玄退，吳敦義、朱立倫進，凸顯了幾項意義：一，“內閣”的定位由“行政“內閣””變成“政治“內閣””；二，“行政院”將由“管理取向”向“服務取向”轉型；三，國民黨內的世代交替，將因新閣布局而加速推動。
這三個意義，都值得正面看待。在變動越來越快的社會，一切按部就班行事的官僚體系，有時難免跟不上社會節拍，或因溝通不良而招致民怨。由具有“立法委員”及地方執政資歷的政治菁英出掌“內閣”，除可彌補行政菁英社會感應的不足，也更能跨越中央與地方的認知差異。至少，在野黨動輒以“南北差距”指控政府高層“不知民間疾苦”，這樣的批評將逐漸失去作用。
馬英九在天災和民怨的強大壓力下，不得不提前進行“內閣”改組，對國民黨內的人才更替其實頗有助益。藍營一向存在牢不可破的資歷倫理和勢力順位，新人往往陷於漫長的排班等待；如今，在社會壓力下提前改組，內部的反彈可以降低，中生代新人則獲得一展身手的機會。這在未來的政黨競爭中，應當是一個正面因素。
社論說，儘管外界對吳、朱兩人出線的反應不錯，但在整體“內閣”改組名單出爐後，民意可能還有另一番評價。因此，我們要提醒吳朱二人，此次籌組新閣一定要竭思殫慮，不可再發生類似“綠卡風波”等倒胃口的意外，以免新閣的第一印象留下汙點。“內閣”團隊除了要展現新意，更重要的是，用人要著眼治“國”的縱深，並思考格局的平衡，不能以把“閣員”職位草率填滿為既足。
之所以要提出這項提醒，是因為改組的工程極端艱鉅，但時間卻是極其迫促，人有時難免被自己的直觀蒙蔽。以“劉內閣”為例，個別而言，“閣員”個個都是菁英之士；但組成團隊後，卻出現“同質性太高”的問題，終而因“博士‘內閣’”無法因應接二連三的緊急事件，而必須改組。吳敦義和朱立倫的背景，或許可以彌補“劉內閣”政治因應遲緩及社會介面不足的問題，但從某個角度看，吳、朱二人的背景也相當雷同，如果皆在左近的同儕圈中尋才，難免又陷入另一種“物以類聚”的極端，窄化了“內閣”開創性。
“內閣”的成敗，基本上繫乎兩大支柱：一是行政專業的能力，二是敏於因應的能力。前者是維持“國家”穩健發展的基石，後者則是民意政治的要件。“劉內閣”雖後者較為不足，但專業表現卻有其長處；吳朱“內閣”或者更敏於因應，但若疏忽“內閣”配置的縱深和整體行政綜效，終會耗蝕民意，進而耗損“國家”元氣。別忘了，台灣經濟奇蹟是一批幹練、無私的行政官員打造出來的，但扁政府時代“代罪羔羊”式的用人手法，大大斲喪了行政體系的專業和忠誠，至今尚未復原。這部分要做的是“實功”，跟對付民意的“虛功”不同，吳朱“內閣”絕不可輕忽以對。
對於吳朱“內閣”，我們抱持期待，也寄予叮嚀。試想，在失去政權的八年，藍軍中多少人由中壯年等成白頭：吳敦義已踰六十歲，方才首次入閣；朱立倫已近“知天命”之齡，還有人嫌他“太少年”。從“內閣”改組求才孔急、卻未必能獲理想人選看，整個政府的人才斷層其實相當嚴重。吳朱兩人在組閣時除了考慮執政格局和縱深，對第二線的次長級人事也應著力經營，安排新人增加歷練的機會。那才不枉這次組閣除舊布新的契機。
“劉內閣”總辭，說明了民意的殘酷。但從陳水扁任內六易“閣揆”卻終未能提升施政成效看，“內閣”改組有時只是一個民意的宣洩口，卻對實際政務未必有提振作用。在眾聲喧譁的“內閣”改組之際，民眾如何保持自己的清明判斷，乃至保持自主的政治參與，不要落入人云亦云的俗套，才能真正洞悉政治的是非利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