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9月1日電／日本八月三十日的眾院大選，自民黨大敗，民主黨大勝，政權更替九月中旬就將成為事實。《信報》今天刊登日本早稻田大學政經系講師馬挺的分析文章說，日本政治又將進入一次動盪期。文章如下：
動盪與安定的輪廻
戰後的日本政治，可以說是動盪和平穩的交替。但從政治層面上看，安定的平穩期相對較長。日本投降後，經過初步的整理，制憲、媾和、經濟復甦，從一九五五年開始，進入“高度成長期”，其前期的政治是比較安定的。但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期開始，爆發了反對改訂安保條約的國民性鬥爭，政治動盪。
從一九六四年的東京奧林匹克，到一九七○年的大阪世界博覽會，日本的GNP已經達到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位，被稱為“東洋的奇迹”。其後，雖有“日本赤軍”等企圖以武力推翻政權的動盪，但未成氣候。
七十年代，日本進入“安定成長期”，克服了日圓升值對出口貿易的巨大壓力，保持了經濟的穩定發展。但因為在就業和收入分配方面，實行日本特有的均等，沒有出現太大的貧富差距，社會的矛盾一直沒有凸顯出來。同時，也沒有人意識到，在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應該盡快建立一個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性。這一時期的政治爭鬥，也只限於自民黨內部各個利益集團的爭權奪利。
直到八十年代末期，以土地投機為中心的泡沫經濟破滅，日本進入了長達十幾年的經濟衰退。一度被奉為圭臬的日本式經營方式，又隨着從美國刮來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之風而被全面否定。
小泉所採取的經濟政策，雖然大大推動了銀行處理“不良債權”、活躍金融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卻將日本人所不習慣的殘酷競爭，帶入到社會的各個方面，造成了超出日本社會所能容忍的巨大貧富差距。
國家與個人的矛盾
日本是藏富於民的，民間儲財高達一千五百萬億日圓。日本人高儲蓄率的實質，是對社會保障體系沒有信心的象徵。也就是日本的政府意識，還是要求國民為了國家的強大而忍受個人的相對貧瘠，卻不願擔負一個現代國家所應該負的社會責任。同時，不斷借貸以財政投資的方式刺激國家經濟。日本的公債（包括中央和地方）額已經達到八百六十萬億日圓。而國家，也就是運營國家機器的政客，卻從來不把國民的日常生活，尤其是退出的生活保障放在施政的重要地位，致使養老金系統極端混亂；醫療與福祉供不應求，甚至有些地區連生孩子都沒有醫院能夠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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