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待言，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施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利用低廉的勞動力、自然資源成本向國外出口大量低附加值的產品，淨出口對於經濟增長發揮了重要的支撐作用。去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為2.56萬億美元，對外依存度高達57.9％。該模式已經持續了30年，而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導致國外市場需求明顯萎縮，對中國發展高度依賴國外需求的模式提出了嚴峻挑戰，進行戰略調整迫在眉睫，切實須要將重點轉移到國內需求上。而“十二五”時期正處於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戰略調整的關鍵階段，將擴大需求的著眼點放到國內需求上來，才能把握好發展的基礎性環節。更有專家指出，應將調整經濟結構作為“十二五”規劃的主題。由於過去外需高速增長掩蓋了國內生產過剩的矛盾，因此“十二五”期間必須從調整國內不合理的經濟結構出發，釋放出國內被長期壓抑的需求；通過調整國內個人分配結構，以提供國內居民消費能力；通過大力推動城市化，釋放出被城市化緩慢而壓抑的巨大需求，從而解脫外需萎縮而內需也打不開的困境。
民生議題必然是“十二五規劃”的一大重點。從長遠看，這是縮小貧富區域差距，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提高國家發展質量的保證。而從兩三年的短期看，國家提出的擴大內需方針，首先就需要千方百計增加百姓收入，提高富裕程度，完善保障機制，才能有效提升購買力，從而促消費、擴內需。
長期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來源於投資的拉動，消費對於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始終相對較低。從國際經驗看，一個國家在工業化初期和中期階段，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時，絕大多數都是依賴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2008年，中國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應該逐步提升消費對於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另外，消費需求是最終需求，也是衡量國民生活質量和體現以人為本的重要指標，從長遠看也必須不斷培育和挖掘消費特別是居民消費對於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當然，擴大內需也好，提升消費需求貢獻率也好，都需要一個相對長的階段，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從“十二五”時期利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產生的倒逼機制，更加主動地加快轉變和規劃應該是當務之急和明智之舉。
參與研究制定“十二五規劃”的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高級經濟師王遠鴻透露，“十二五規劃”將改變過去的“國強民富”，提出“民富國強”目標，進一步提高人民收入，完善保障民生方面的政策措施，花更大力氣改善教育、醫療、就業等民生工程的力度，推動環境保護和節能等。從機制上保障人民能更多的分享到改革發展的成果。
擺脫世界金融危機的羈絆是“十二五規劃”的必要前提。目前，國際性經濟危機尚未見底，因此令“十二五規劃”的制定面臨一個特殊的背景。在此背景下，如何應對危機成為調研中的一個關鍵課題。在先前中國政府確定的“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方針中，政策周期較長的“調結構”將在“十二五規劃”中占到很大比重。一方面，這是為了保證當前應對危機的宏調舉措延續過渡；另一方面也是立足長遠，通過調整結構淘汰落後產能，化危為機，使中國能夠在未來新一輪國際經濟分工中占得有利先機。
按照世界經濟的周期規律，一次經濟危機從爆發、加深到穩定，再到復甦，長者5—8年，短者3—5年，前後平均5年左右。不過，21世紀以來知識、技術、信息、經濟的突飛猛進，極大地增強了世界經濟的自我修復和調整能力。即便如此，有專家認為這次經濟危機的周期樂觀估計也要持續3年左右。中國從整體上看仍然處於工業化和城鎮化加快推進階段，全球經濟危機的爆發不會改變中國經濟發展的總趨勢，但是加入世貿組織後中國與世界經濟的聯繫日益加強，在這次全球經濟危機中不可能獨善其身。現在，距離“十一五”規劃實施完成還有一年半的時間，估計到明年對中國的影響將發生根本性變化。這一來，“十二五”規劃正好處於經濟周期的回升期。但是，也不排除進入“十二五”後全球經濟危機的陰霾仍然尚未完全消散。有鑒於此，這些可能性分析都應在“十二五”規劃制定時給予充分的預計和應對之策。
據悉，在北京確立的十八個重點課題中，就包括《國際金融危機對北京市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及對策研究》等題目。而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在五月份召開了“十二五規劃”前期重大問題研究課題初步研究成果聽議，聽取了央行研究生部負責的“完善金融體系及防範金融風險研究”等課題匯報。同時，在經濟危機中也煥發增長潛力的一批新興產業，也將成為“十二五規劃”亮點。科技部副部長劉燕華透露，發展生物經濟正在成為許多國家應對金融危機的戰略措施，生物技術和產業化將成“十二五”科技規劃重點。另外，光伏太陽能等新能源，則有望在能源“十二五規劃”中獲得政策傾斜。
至為重要的是，迄今中國自身發展的態勢仍比較健康，整體經濟結構的調整也在有序地進行，相信只要把握好問題的關鍵，認真實施上述三大主要方略，繼續保持健康的增速和社會進步，是可以樂觀預期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