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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瀾昌表示，加大居屋供應對於香港年輕一代的人生來說具有決定性意義，讓他們更有上進的動力（中評資料圖） |
中評社記者：您如何評價當前的居屋政策？您認為，當前的居屋政策存在哪些需要檢討的問題？
劉瀾昌：香港的居屋政策其實走了很大一條彎路。早在2003年SARS疫情期間，香港房價大跌，港府就推出了“孫九招”，宣佈無限期擱置“居者有其屋計劃”，其實當時並沒有理清居屋計劃和房價下跌的關係。把居屋計劃砍掉以後，亦沒有及時規劃適合香港未來的房屋政策，只是單純解“燃眉之急”。我認為居屋的數量應該佔到公營房屋的大頭，而不是像現在的情況，廉租屋佔很大比例，居屋只是一支半節。
香港的任何人都將置業作為一個基本目標，他們渴望擁有自己的房屋，而廉租屋始終是公共的房屋。如果以低價出售或出租，只需針對解決生活條件極其貧困的群體，結果現在的廉租屋成了要解決大部分港人的居住問題，甚至有些大學生一畢業就開始申請公屋，那就等同於廉租屋計劃的初衷失去了意義。在曾蔭權任命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的時代，將房屋政策分為公私兩個部分，當時的私人樓宇還不像現在這般高不可攀，不吃不住七年基本可以攻下一處私樓的房屋。但今昔非彼，以這樣的房屋政策所提供的配置，造成的問題會越來越大。居屋的量一定要加大，滿足港人置業的願望，尤其是須讓年輕一代有置業的信心，居屋是解決未來新一代港人圓“上樓夢”的良好途徑之一。
中評社記者：我們看到，居屋雖然深受香港市民的歡迎，也非常適合年輕人上車，且對特區政府財政負擔相對較小。但為什麼近年來居屋卻越建越少？特區政府熱衷於建公屋而不是居屋的原因是什麼？
這與早期建制派一些政治團體的誤判有很大關係，他們沒有探清這個問題，就以為公屋能讓低收入的港人長期有樓住。在曾蔭權任特首後期與梁振英任特首前期，政策講的是要保證排隊輪候的人三年就可以上樓，但現在顯然三年是不可能排得到。同時，申請廉租屋的要求應該是給那些收入完全不可能上樓的少數群體，例如老弱病殘的家庭等。他們不是相對貧困，而是絕對貧困，這才是作為廉租房應該提供給廉租戶的“安全網”。但建制派將公屋的功能放大，變成了買不起私人樓宇，就可以申請公屋的錯誤概念。
大部分港人買不起私樓，是因為其價格太過於離譜，隨便都高於他們工資幾十倍甚至上百倍。如果私樓能降到合理的價錢，匹配港人的收入，工作幾年就能買得起，那大部分人都是能置業的。就譬如大多數人包括年輕人都能承受的居屋，價格只佔私樓的40％至60％，基本都能夠接受，應該作為香港房屋政策的重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