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瀾昌指出，香港政府亟需補救港珠澳大橋冷清的現狀，縱使排除疫情的因素，正常通車的港珠澳大橋通車量亦“慘不忍睹”。現在港珠澳大橋在屯門至赤鱲角建起了北面連接路，能夠直接到達蛇口，建議香港政府在這條路上專門開闢全封閉的車道，收取過路費，使珠江兩岸的內地車輛過橋時不需要進關和出關，讓過橋流程便利化。這其實就盤活了港珠澳大橋，但香港政府遲遲未決定，動作蝸行牛步，還處於一種落後保守的思維方式，老是“約束”自身，既不方便自己也不方便別人，讓好端端的港珠澳大橋成為“大白象”。
劉瀾昌繼指，相較歐盟一體化，15個國家的車輛自由來往，極為便利，兩地車牌的限制使得多數香港的車輛亦不能使用港珠澳大橋。為什麼在“一國兩制”下，大橋上還有許多的關卡束縛自身？改革開放以來，香港車輛到內地去貨運的障礙已經克服，其它的技術性問題同樣不難解決，香港政府其實有著非常大的空間去盤活港珠澳大橋。
劉瀾昌強調，粵港澳大灣區關鍵核心點在於“互聯互通”，解決港珠澳大橋問題的關鍵來自香港，同時內地也要齊心協力、攜手並進。香港方面應思考如何讓大橋“電子化”，讓香港、廣東兩地的檢驗單位合併，使過橋收費等環節便利、高效。現在深中通道正在快馬加鞭的建造，預計於2023年建成，屆時將進一步溝通珠江兩岸。但內地還想要在深中通道和港珠澳大橋中間再建一座橋，不如在港珠澳大橋的香港人工島上造一座引橋，把大橋調整為“雙Y”結構，相對於重新再修一座大橋來說，更加省時省力，達到現有資源高效利用。兩地當局應同時秉持著進取之心，未雨綢繆，共同解決港珠澳大橋的一系列問題。
保守等待，任由時間蹉跎的態度已經不能適應如今百年之大變局的形勢。港府應秉持開放理念，以大灣區為切入點，把握國家沿海大動脈，立足於國家視野，加速解決港珠澳大橋現存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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