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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輝耀（圖片來源：會議截圖） |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前會長華盛頓州中國交流理事長柯白認為地方合作大有可為，動力很強，創造性突出，但同時存在一些巨大的挑戰。首先在關於公共外交的定義上，中國和美國之間存在結構性的不對稱，中國的公共外交以及一些地方舉措要嵌入到國家層面的政治政策和目標當中，地方不能脫離中央意見，自行其是，而在美國，州政府則不需要徵求聯邦參議院的意見。另外，當下公共外交中缺乏傾聽，公共外交要去傾聽想結交、想影響的人，聽見他們所思所想所說，必須要足夠地了解對方。美國現在正處於巨大的政治浪潮當中，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都想與中國為敵，中國應當避免捲入美國的政治風波當中。柯白還強調了美籍華人的利益問題，美國政治風波甚囂塵上，華人所受的損失是最大的，因此在進行公共外交、地方交流之時要把他們融入進來。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劉青主要討論美國國內經濟政策議程與中美經貿合作問題。他認為美國現在的這些經濟政策可用兩個詞概括：一是以勞工為中心，即美國國內的所謂的包容性增長政策，二是以中國為中心，瞄准與中國的戰略競爭，其中包括良性競爭與一些惡性競爭。這兩個政策導向分別有其各自的根源和表現，同時也帶來一些不同的中美合作的機遇和挑戰。美國以勞工為中心的政策根源是在於國內的深度分裂，包括由於收入分配的話所導致的社會階層的分裂，經濟停滯所導致的種族的分裂，以及持續多年的表現為黨政計劃的政治分裂。政策的內容簡單總結為兩個方面，一個是限高，也就是通過稅收來限制高收入人群和大企業的收入，另外一個其實是提低，扶持中低收入的人群。美國當前的對華經貿政策使得以勞工為中心的政策目標處於兩難的境地。美國應認真思考調整對華的關稅政策。第一，關於就業，直觀來看美國設置的貿易壁壘是一個非常短視的政策，關稅短期來看保護了那些直接被保護的行業就業，但忽視了其對美國的上下游產業的損害，以及由此帶來的負面的就業效應。第二，關稅對美國就業的直接保護非常有限，因為美國製造業比重非常低，只占GDP的11%，而製造業的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7%，即關稅的保護面非常小，因此美國通過對華加征關稅來保護製造業的就業的效果很弱，這一點得到國際學術界的反覆確認。
肯塔基州商務廳前廳長艾倫·柏思利認為對中美合作的前景保持樂觀態度，認為市場可以克服政治方面的困難。中美互惠互利，中國的成功和繁榮是符合美國利益的。2019年5月在肯塔基州舉辦了美國州省長峰會，即使當時中美之間局勢緊張，但在地方合作上的意願依然十分強烈。而在具體合作領域，最近中國宣布了馬術和馬業發展的5年計劃，而肯塔基州在這些方面有優勢，可以幫助中國實現其雄心。中美兩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體，有責任通過合作保證後代擁有更美好的世界。同時要推進人權與發展經濟並舉，解決困難並非易事，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香港國際金融學會主席、北大匯豐商學院教授肖耿認為中美之間在個人、企業以及地方政府層面的交流合作非常正面，媒體誇大了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中美在經貿領域，人員和企業領域優勢互補。中國在疫情期間為美國提供了大量的防疫物資，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美國的通貨膨脹，特別是對美國的低收入的人群來講，在收入沒有增長的情況下，維持了他們的實際生活水平。中國為美國的高科技領域提供了許多優秀人才，美國也在教育領域對中國給予幫助。中美之間現在存在的最大問題是兩國都有一些不安全感，也有些不理解，在國家安全還有外交領域不打不相識，分歧可以增進理解，但是最關鍵的是在個人企業和地方領域，應當給予探索與重視。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專聘研究員、全球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副主任刁大明認為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中美關係也是地方的，他從歷史角度回顧了中美友好省州的發展，並指出過去40多年的省州地方交流中存在三個比較明顯的特點。第一，省州地方交流是中美關係的穩定器，是基石，是增長點、推動力。第二，省州地方交流從低政治領域向高政治領域發展，不僅僅局限於經貿領域，在反恐、減災、應對氣候變化、危機管理、污染治理，甚至城市規劃都展開合作，擴展省州交流的議程，也影響著兩個國家的議程。第三，截至目前中美省州地方之間的交流，在分布上仍然存在一些這種不均衡的、不對稱的情況。基於這些特點，有一些可行的建議。第一，以經濟合作為基礎和支撐，擴展省州地方交流，在經貿合作上互通有無，各取所需。第二，以文化交流為抓手，提升省州交流的互相吸引。第三個方面，以人民的參與為主線，國之交在於民相親，城市外交的最基本的內核是人與人之間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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