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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討會現場（中評社 海涵攝） |
第三，國際秩序與規制曲折演進。國際關係格局及互動方式的變化，要求規範國際行為的秩序、規則及保障機制也要同步發展。戰後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及安全秩序正面臨巨大衝擊。不僅發展中國家呼籲國際秩序合理化，連美國這樣的現行秩序主導者也強烈主張符合自身利益的“新國際秩序”，並以退出國際組織及協調機制的方式來表達自身訴求。圍繞國際秩序的建構或改革，各國的話語表達日益鮮明，主導權競爭空前激烈。“秩序之辯”“規則之爭”已成為國際關係的中心議題。
第四，全球化理念及發展路徑深度探索。新技術、新機制的發展極大地拓展了人類思想行動的“新邊界”，但也帶來了從未體驗的新課題。圍繞全球治理的方向、原則和路徑，各國間仍有明顯分歧，且日益上升為理念、思想乃至文明價值觀層面的衝突，同時，民族主義、民粹主義、保護主義等反全球化思潮運動也以更強烈的方式衝擊著全球化進程。高度發展的全球化遭遇挫折，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都是歷史空前的。
全球變局影響中日關係
謝伏瞻進一步指出，整體變革驅動局部發展，當前全球變局的特征與趨勢也充分投射到中日所在的東亞地區。目前，東亞地區已成為世界經濟、政治乃至思想力量最為活躍的區域之一。同時，它也處於歷史的轉型過渡期，體現在大國戰略競爭的不斷強化，區域力量格局的複雜變化，地區秩序前景的模糊不定，不同文明觀、價值觀的激烈碰撞等。轉型與變革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孕育更為複雜的機遇與挑戰，需要謹慎、冷靜地加以應對。
他表示，中日兩國同處東亞文明圈，近代以來中日關係歷經起伏波折，連接兩國的歷史文化，地緣政治的紐帶從未割斷也無法割斷。在現今全球及區域變革中中日兩國有更為密切的共同的利益基礎和相互依存關係。不可否認中日之間存在著諸多歷史與現實問題，但超越雙邊層面從多邊乃至全球層面出發，可以進一步研判中日發展總體趨勢——
一是中日作為世界第二和第三經濟大國，面臨著把握新技術產業革命實現自我轉型並引領世界經濟發展的共同任務，儘管中日經濟發展階段不同，但均處於推動國內結構改革，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充分利用新技術革命的窗口期在市場，產業，技術，金融領域發揮互補優勢，展開深度合作，對於中日雙方均為最優選擇。中日合作產生經濟效果的外溢也將為世界經濟注入新的動力，為中日經濟持續增長提供有利的外部環境。
二是中日作為現行國際秩序的受益者，在維護自由開放，多邊主義等國際秩序原則方面，擁有廣泛利益和共同立場，中國正致力於深層次改革，推進高水平開放，將中國的發展進一步融入世界發展潮流。日本同樣以對外開放為立國之本，以東京奧運會和大阪世博會為契機努力推進新的國際化發展戰略，支持自由貿易秩序，開放經濟體制，多邊國際協調，符合中日根本利益，中日應在這一領域積極合作，努力承擔應有的國際責任與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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