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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田飛龍（中評社 海涵攝）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田飛龍表示，事實上，作為內戰狀態延續的一種政治解決方案，國共早在1949年渡江戰役前夕就已發生過實質性談判及爭論。1949方案，在國民黨方面是“劃江而治”，但共產黨提出了承辦戰犯等一系列政治談判條件，追求國家統一和內戰正義的實現，最終談判破裂，解放戰爭繼續推進。中國共產黨推進國家統一的模式在1949年就是“新政協”模式，即通過召集一個具有廣泛人民代表性的政治協商會議，以民主協商的方法確定建國的基本事宜並制定作為臨時憲法的《共同綱領》。習近平講話在某種意義上回歸了關於國家統一的“新政協”模式，這是大陸數代領導人在兩岸統一構想與論述上的顯著延續性。“新政協”模式本質上就是一種“主場統一”模式，是中國共產黨主導下的政治協商與民主建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行使制憲權的實踐模式。
他認為，與十九大報告的長線戰略謀劃相比，2019年1月2日習近平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講話中，則將這種“主場統一”模式加以更為明確與系統的闡述，標誌著“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及兩岸民主政治協商的正式計時。習總書記講話重申了《告台灣同胞書》的歷史意義和制度要旨，確認了“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地位，規劃和展望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憲制進取方向和路徑，這次講話不同於以往的關鍵點在於：第一，明確提出“統一”目標的現實性與可操作性，設定了兩岸關係的統一”共識、話語和行動指南，這是既往兩岸政策表述上的重要推進。第二，完成了相對模糊之“九二共識”的明確化，確立了“九二共識＝一個中國＝一國兩制”的憲制轉換與演化邏輯，排除了“各自表述”的“獨台”式觀念困擾，更排除了“台獨”的任何政治闡釋空間。第三，著眼於“方案”的規劃與設計，進入帶有民主協商和憲制溝通操作性質的新階段，為國家對台工作及台灣統派和更廣大的台灣人民重建和平發展的兩岸良性關係指明方向。第四，以民族復興與更有尊嚴的國際地位、生活方式之承諾為台灣未來的制度維繫與發展給出充分的戰略空間和餘地，也為台灣人民參與締造“一國兩制”合理方案提供政治正當性與合作空間。第五，習近平講話整體上構成對40年前承諾的確認、更新與升級，使“國兩制”政策初衷回歸其最初針對目標，使“兩制”紅利能夠更加完整地釋放給台灣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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