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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金山華人華僑示威 |
中評社╱題：台灣統獨勢力急速變化的原因與影響 作者：浙俠（杭州），台灣問題專家
【摘要】近年來，民進黨執政當局“倚美謀獨”，“抗中拒統”來勢汹汹，一方面置台灣於“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另一方面卻鮮見島內民衆如同李登輝、陳水扁執政時期的抗爭活動，反觀島內政治生態呈現出“獨”升統降現象。此外，各類民調也顯示，民衆對民進黨的好感度遠高於當年李、陳執政時期，輿論氛圍更是一片此起彼落的挑釁聲。是什麼因素導致台灣統“獨”勢力版圖急速大挪移？本文試圖通過梳理民進黨執政當局的政治伎倆，以期拋磚引玉，探討應對策略，促進兩岸和平統一進程。
求和平、求安定、求發展本是台灣民衆的主流民意，然而，民進黨重新執政以來的所作所為，恰恰反其道而行之：陸委會稱“兩岸互不隸屬”；台軍方面則號稱要將台灣打造成“刺猬”、“豪豬”；立法機構負責人游錫堃更是期盼“一旦台海有事，（所有民主國家）將立即外交承認台灣”……，整個決策層呈現出孤注一擲、拒統謀獨之勢，以至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將台灣稱作“地球上最危險的地區”。
與以往李登輝、陳水扁執政時期不同的是，台灣民衆面對兩岸擦槍走火的火爆局勢，不僅鮮見抗爭場面，反而主張兩岸和平、統一的政黨、社團逐漸邊緣化、泡沫化，島內政治生態呈現的則是“獨”升統降的現象；此外，各類民調也顯示，民衆對民進黨的好感度遠高於李、陳執政時期，輿論氛圍更是一片“倚美謀獨”、“以武拒統”聲。
是什麼因素導致台灣統“獨”勢力版圖急速乾坤大挪移？
一、洗腦：降低政治判斷力
就兩岸關係分析而言，判斷統“獨”博弈中的時與勢，其特殊性在於不能像化學分析那樣精確量化，讓人一目瞭然地看清時與勢。然而，時與勢的確左右著台灣民衆目的意識中的統獨方向，包括觀點和立場。
從外部環境看，隨著兩岸博弈性質由以往的“法統之爭”、“制度之爭”轉化為統“獨”之鬥，尤其隨著民進黨執政當局不承認“一中原則”“九二共識”，而外部勢力干預台海局勢力道的加大、亞太地區“五四三二”（五眼聯盟、四邊機制、AUKUS、雙邊軍事同盟）陣勢的顯現，以及“印太戰略”、亞洲“小北約”輿論聲勢在島內的高漲，一些民衆和傳統的統派支持者在時與勢的判斷上，出現了一葉障目現象。認為美國是世界第一強國，大陸崛起勢頭猛烈，龍鷹之鬥，衹要美國不放棄台灣、民主同盟不倒、中美衝突不停，兩岸就“和統不易、武統也難、‘台獨’渾水摸魚可待”。由此他們認定，兩岸統一前景不容樂觀，時與勢在向有利於“台獨”方向傾斜。
對於一般台灣民衆而言，其統獨觀點和立場的是非對錯，是根據能否贏得別人贊同為標準。當台灣民衆發現其觀點與現實社會中的高層言論、輿論觀點，乃至政策導向不一致時，就很容易陷入自我懷疑和自我否定。然而，現實社會中，呈現在他們面前的是一幅反差極大的對比圖：一邊是大陸與美國衝突激烈、一邊是台灣和美國如膠似漆，更加上民進黨執政當局的“倚美抗中”、“和平台獨”、“以武拒統”等觀點的盛傳，西方觀點一邊倒的輿論渲染，促使台灣民衆對原先支持兩岸統一的立場和觀點產生動搖、懷疑。
從台灣內部而言，民進黨執政當局刻意利用國際形勢的變化，為達以拖待變、阻撓兩岸統一進程之目的，用“倚美謀獨”策略、以武拒統口號迷惑百姓，熱炒所謂“愛台灣”、“芒果乾(亡國感)”、“武漢肺炎”等議題,不斷給台灣民衆洗腦。
這裡，僅以“愛台灣”為例，看看民進黨執政當局是怎樣給台灣民衆洗腦的。
愛台灣、愛家鄉，本是個價值觀問題。所謂價值，涉及兩個方面：一是個人對社會的責任和貢獻，二是社會對人的尊重和滿足。而社會對人的尊重和滿足主要涉及人的感覺。當然，這裡的“感覺”是心靈之感而非感官之感，如同愛與恨、冰與火，是兩種顯然不同的感覺。
事實上，討論“愛台灣”這一問題，對台灣長治久安、遞升民衆對社會的責任和貢獻，吸引海外游子回鄉建設乃至凝聚人心都有正面積極意義，原本無可厚非。但民進黨執政當局與綠媒名嘴在炒作該議題時，刻意置入了大陸與台灣、外來與本土、專制與民主等主題詞，并將前後兩者對立起來，把一個美好的價值觀問題炒作成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問題，於此切割大陸與台灣，割裂島內族群，製造出兩岸及島內族群之間的仇恨。
德國學者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在《文化的危機》一文中，特別強調了政治判斷和擴展的思維方式對於公共政治思考的意義,即個人的判斷和看法不是自以為是的想法，它們必須以取得可能的公衆共識為目的。“判斷的力量在於一種它與別人的潛在的共識。在判斷中起到積極作用的思想過程與純粹理性的思想過程，即我與自我的對話，是不一樣的。即使在我獨自決定的時候，判斷也是一種我與其他人的預期的交流，而且我知道，我必須最終和這些人形成某種共識。
正是由於這種潛在的共識，判斷才有其特殊的有效性。對“愛台灣”問題的討論，由於置入了政治鬥爭的元素，台灣民衆對此的認識，自然就會激發出一種特殊的內心感覺，這種感覺期待得到別人的認可，否則很難對自己的判斷產生信心。當台灣社會所有的輿論觀點大多認為“親中就是不愛台灣”、就是“賣台”時，一般民衆和統派支持者就很難辨清方向，很容易陷入自我否定，起碼是自我懷疑境地。
二、恐嚇：導致自我懷疑
民進黨當局自詡“民主、自由、多元、包容”，事實上卻無法忍受統派力量在島內的存在，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島內的各種民調機構總會出來做一些有關國族認同感、統獨支持率之類的民意調查，從而炒作“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統一在台缺乏“民意”的偽名題。一方面切割兩岸聯結，推動“台獨認同”社會化，降低島內統一民意，瓦解“一中”意識；另一方面，利用所謂的民調結果，把中國人認同者從島內人群中剝離出來，誘導民粹輿論指責那些認同中國人的民衆是“台奸”，并以台灣民意為由，合理化其“一邊一國、抗中拒統”的政治迫害行為。
更可怕的是，殺雞儆猴。運用“法律”手段打擊統派，消滅異己。自2019年以來，民進黨執政當局不斷修改“國安五法”和“政黨法”，以“莫須有”的“間諜案”，打擊特定黨派、統派人士、赴台游客、學生。用台當局“內政部”負責人徐國勇的話說，就是為鏟除“一國兩制”支持者及政黨量身定制的。最近，又針對在台大陸企業為出台“經濟間諜法”造勢，對在台陸資企業“先射箭再畫靶”，進行大規模搜索、約談。據台灣媒體報道，“光是3月，至少10家陸企約百人遭到搜索與約談，有些是以‘拂曉突擊’方式大動作進入辦公室進行搜索，并扣押硬盤計算機與工程師。①”
鋪天蓋地的聲勢，從而使得統派人士與支持者精神上感受到巨大的壓力。面對著社會輿論、當局“法規”和“台獨”勢力的指責與打擊，其處境之尷尬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在台灣一般民衆心目中，“法律是公正的，程序是民主的，打擊也是‘合法’的”，因此，統派人士或支持者若是反抗或是爭辯反駁，豈不是等於說“法律”錯了，民主錯了？大有反對民主，與“法律”對抗的可怕嫌疑！由此，縱然有不怕打擊、不怕坐牢的統派人士或支持者，面對粗暴、武斷、強詞奪理、斷章取義、無限上綱的公權力，且不由分說、不容爭辯的1450網軍，即使胸有成竹，以為可以舌戰群儒，澄清問題，說服對方，但事到臨頭，卻發現情況并非如此，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你不但不能還手，甚至不准招架。不消說，這種“文革”式的約談、批判雖很難讓統派人士或支持者心服口服，但它足以讓人強烈地感到，你的觀點是被衆人唾棄的，你的行為別人都反對。也許統派人士或支持者感到很冤枉、很沮喪，但同時也會讓他陷入巨大的精神危機，開始產生自我懷疑。
三、孤立:摧毀人的意志
“台灣主流民意”、抓間諜“保台灣”不過是民進黨執政當局迫害統派人士、抗中拒統的修辭，在此名義下，給統派人士與支持者形成四面楚歌式社會氛圍，不露痕跡地分化統派力量，並千方百計設法儘量使統派人士長期孤立於台灣社會。
孤立是一種難熬的刑罰，長期的社會孤立會對人造成深刻的傷害。美國心理學家黑尼（CRAIG HANEY)研究了鵜鶘灣超高度安全管理監獄的100名囚犯②。發現許多囚犯在孤立情形下生活，導致心智狀態混合長期冷漠、倦怠、憂鬱及絕望。同時，數十項研究均得出類似的結論：遭孤立的囚犯難以分辯真實與幻想。
孤立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強制式孤立，將人強制封閉在特定區域內與社會人群物理隔離，如監獄中的政治犯，另一種是生活在社會人群中的孤立，讓你繼續往常一樣的工作、生活，但周邊的人都不理你，讓你孤立於社會人群之中。強制式的孤立，可怕之處在於與世隔絕，但孤立者的內心依然可以在想象中繼續與他人保持交往，可以認為自己仍然受到衆人的支持或同情，甚至認為自己的行為深得人心，廣受擁戴。因此，政治犯在監獄中，其內心其實并不會感到被徹底孤立。畢竟，他懷抱著一種一旦回歸正常狀態，情況或許會發生顛覆性改變的幻想。這種幻想狀態縱然令人痛苦，卻未必能輕易摧毀希望。
生活在社會人群中的孤立狀態，可怕之處在於這將嚴重影響其理智和認知。通常，人對政治問題的是非善惡價值判斷，衹有在與他人交流而獲得共鳴的情況下才可能清晰，才可能確認。與世隔絕式的孤立，使人失去參照系而陷於自我懷疑；生活在社會人群中的孤立，則在周圍輿論的一片否定聲中被迫進入孤獨的思考，更能使人面對顛倒的參照系而陷入自我否定，更容易摧毀人的意志，更能無情地剝奪掉孤立者的一切幻想。
孤立於社會人群之中的孤立者，在其周邊處處能感受到別人的異樣目光：不是視而不見，就是向你表示輕蔑；熟人如同遇見麻瘋病人，唯恐避之不及。也許孤立者可以認為是他人不知情而產生的誤解，但沒有幾個人願意傾聽其解釋，而孤立者卻又可輕易地獲得一種印象：在衆人心目中，似乎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他們之間并不存在什麼誤解和冤枉。因此，孤立者就會感到自己極其軟弱無力、孤立無援。
2022年1月11日，海基會前副秘書長、國民黨前民代龐建國跳樓身亡，震驚台灣全島！據台灣媒體報道，龐建國在去世前，曾多次發文譴責民進黨當局，“不公不義的台灣，我生不如死”。2020年6月6日，高雄市議會原議長許崑源得知韓國瑜罷免案通過時，極度失望并表示，“社會這麼沒有是非，我活著有什麼意思”，隨之墜樓身亡。龐許之死，既是向台灣社會不公不義、快速沉淪發出的警醒、呐喊，也是統派面臨生存環境的一種精準描述，更是對民進黨執政當局玩弄權術的一種無奈與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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