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新華盛頓共識”加大對全球化自由貿易的“泛政治化”阻力，將為兩岸經濟關係健康發展製造新的阻礙。
“新華盛頓共識”將西方普世價值與國際經貿掛鉤，深化“民主對抗威權”敘事，將其稱為“不叫新冷戰的新冷戰”毫不為過。美國未來不再避諱貿易武器化、政治化以及國家安全的擴大化，反而振振有辭地詮釋為“捍衛民主”，這與民進黨長期以來攻擊和削弱兩岸經貿合作的立場不謀而合。以近期民進黨重炒“反服貿”議題為例，表面是針對柯文哲的2024選戰策略，深層次目的仍然是割裂兩岸經貿聯結、推動“經濟脫中”的政治企圖。特別是在全球貿易衰退大背景下，今年以來兩岸貿易總額也同步下降，“台獨”勢力是否藉機大作政治文章、甚至製造事端，值得高度警惕。
第三，“新華盛頓共識”為對華經濟、科技封鎖尋求合理化解釋，逼迫台灣高科技企業選邊站，不利於中華民族經濟發展壯大。
“新華盛頓共識”充斥著雙重標準與兩手策略，其中突出體現在“小院高墻”概念上。沙利文雖然辯稱“不是技術封鎖”，卻毫不諱言是“量身定制的措施”、“只針對一小部分挑戰我們的國家”。台灣半導體產業具有領先世界的優勢，不僅是台灣經濟支柱，也聯結中美高科技產業鏈，可以說是中華民族經濟的重要資產。然而，美國“小院高墻”戰略看似是取代“脫鉤”的“精準打擊”，但對台灣半導體產業而言不啻滅頂之災。近期傳出拜登政府有意延長先進製程芯片出口管制的豁免期，但有外媒認為此舉是“懸在頭上的一把劍”，對台灣高科技企業造成巨大壓力，也將給台灣經濟、兩岸經濟帶來持續後遺症。
綜上所述，“新華盛頓共識”是美國對內治理、對外政策思維的一次重大典範轉移，也是以單邊力量對冷戰後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的重構。台灣問題源於中國內戰，但美國因素的影響始終存在：一方面，“新華盛頓共識”對兩岸關係尤其是經貿合作的影響，還需要深入研究與評估；另一方面，無論台灣2024選舉結果如何，兩岸融合發展的大潮都不可逆轉，但有必要秉持底線思維與極限思維，深入研判外部因素衝擊兩岸融合進程的各類風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