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時殷弘教授從歷史到現實侃侃而談（中評社 束沐攝） |
時殷弘表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口多達到13億，當代中國的對外政策有著“壓倒性的國內功能”，這就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戰略保守主義”。他介紹，“戰略保守主義”並非當代特有，從古老中國的主流傳統找到對外政策文化的淵源。他指出，在我們中國千年悠久政治經驗內，有一種哲理性和現實感兼備的、集中致力於中國自身穩定和繁榮的“戰略保守主義”。他完全契合族裔／文化差異和地緣距離出發的、華夏與蠻夷的儒家意識形態，非常注重對外目標適切性、可用能力的限度和盡可能最合算的成本效益。他認為，上述思想在當代歷史條件下多少被有機繼承下來，不僅有利於中國在經濟成長和社會穩定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也大大促進了中國的對外政策的審慎的戰略文化。
然而，時殷弘注意到，隨著中國的強勁崛起，國內增長對外部資源的迅速增大的依賴，西方影響力的相對衰弱與其內外失序傾向帶來的機會，還有民族榮耀的廣泛天然吸引力等，有可能結合起來導致對外態勢的基本變化，使中國改變原有的、壓倒性的國內優先管理的思路。“我們必須希望，基於改革開放以來多年經驗的、審慎和耐心的戰略文化，加上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經久的國內任務艱巨性，特別是巨量國內人口實現健康發展和生活幸福的艱巨性，依然並仍會將中國對外態勢在較溫和的調整和有分寸的伸張這個限度內”，他說。
“坦率地說，戰略衝勁和戰略審慎的平衡，我們不能只有戰略衝勁，也不能只有戰略審慎”。他指出，這個平衡很大程度取決於是否有堅定的戰略輕重緩急意識，避免四面出擊的傾向，在廣泛的戰略鋪局和強勁的戰略的同時，尤其需要確定和堅持合理的戰略重點，首先追求在這個重點上集中的戰略決勝，正如荀彧給曹操的諫言“取此還是取彼”，為此，所有其他戰場的戰略期望，還有相應的精神和物質兩方面的資源支出，都應當按照戰略重點的優先位置打上恰當的折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