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幾乎沒有什麼產業產能不過剩，中國的現象是比較突出的，生產出來什麼都過剩”，他表示，中國的汽車僅僅用了十幾年的時間產量已經達到世界第一了，而且產能也過剩，電解鋁、平板玻璃的產能基本是過剩的。他認為，現在的產能問題有兩個新特征：第一，過去是階段性的過剩，現在是長期過剩。第二，不是單個行業過剩，而是幾乎所有的行業產能都過剩，國有企業去產能面臨更大的困難。
李若谷分析，以產能分散為例，這是歷史因素形成的，如60年代中期以後搞“備戰備荒”，把大量的產業向內地轉移，就是有意要分散；再如改革開放以後，各個地方政府都是需要GDP，加上交通運輸不便，各地都要搞自己的鋼鐵廠，或者全產業鏈工業系統。
“過去電視機曾經有一陣在每個省都有生產線，湖南建了生產線說：將來江西、湖北到我這兒來買，湖北建了生產線說：將來湖南什麼地方到我這兒來買，結果大家都是這樣想的，所以就過剩了”，他認為，各地都要求自己地方發展GDP，所以各地都出土地政策、讓利政策，到處都有各種產業，積累到今天就成了產能過剩。
他還發現，我國的產能過剩體現在產品技術水平都是中低端的。他以西方的波音、空客壟斷世界市場為例，指出我們的產品、產能之所以過剩，是因為我們產品的技術含量不行，歸根到底是我國消化、吸收、再創新的能力弱，他點出了裡面的體制機制問題：某省的兩家制藥廠，一家民營化改制，另一家仍屬國營，改制過的藥廠在十年前投入5個億研發新藥，2015年上市後市值30億元。他說，這如果換做在那家國營企業，由於有任期制的限制，新接班的國企領導未必願意繼續投資研發。
“國有企業還是有很大的問題，比如制藥，我估計生物制藥這個行業很快也會過剩，現在很多省份、很多企業都要搞生物制藥，但是他的生物制藥無非是把西方的東西拿來，然後再去搞，自己研發出來的東西很少，比如中國的中醫和西醫相結合，是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的，但是誰去研究呢？沒人研究”，李若谷批評，我國生物制藥中，中西結合的原創性項目反而研發力量不足，研發經費不足，人員也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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