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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帶一路國際研究院院長、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王貴國。（中評社 蘭忠偉攝） |
中評社記者對話港區政協委員王貴國，全文如下：
中評社：今年的全國兩會馬上就要開始，您作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今年將帶去哪些提案，您個人最關注香港哪些領域的問題？
王貴國：今年準備了全國性的提案以及香港本地的提案。全國性的提案，一個是有關霧霾和環境治理的問題，另一個則是涉及互聯網平台交易的責任問題。世界經濟正受到新技術的影響，比如網絡技術、交易模式等，這其中涉及到互聯網平台、網絡供應商，以及交易當事方的責任。如果處理不當，恐怕會影響新技術的發展。這一部分是全國性的提案。
第二，“一帶一路”作為國策，目前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完善。在這一方面，我主要想就香港在落實“一帶一路”問題上提一些建議。
香港可以在“一帶一路”中發揮什麼樣的角色？這牽扯到年輕人向上流動的問題。簡單的說，任何一個社會都存在機會，任何一個時代都存在機會，關鍵在於相關人士是否準備好了去把握機會。年輕人需要我們支持，需要社會關心，但更重要的是，這些關心並不是物質上的給予，而是要幫助年輕人在能力上提升。這其中就涉及到如何提供受教育機會的問題。與之相關的，就是“一帶一路”。
不久前，在特首和港區政協委員見面會上，我也提出了這個問題。一是如何使年輕人和“一帶一路”聯繫起來。政府提出，香港要做“一帶一路”的“超級聯繫人”，那麼“超級聯繫人”的內涵是什麼？梁振英解釋，希望“超級聯繫人”的責任是所有香港人的，而不僅僅是香港政府的。這個提法問題不大，但是問題在於，政府在“一帶一路”中起什麼樣的作用。政府不可以沒有角色，政府需要負起應盡的責任。
我的觀察是，香港政府過去把“一帶一路”作為口號講的多，希望香港政府能夠制定出一些可以執行的，和年輕人直接相關的具體政策和措施。在制定這些政策的時候，香港政府應該跳出現有的決策模式，否則只是照本宣科。
我認為，政府目前的決策模式和社會並沒有很密切的聯繫，而是局限於政府官員在做決策。政府應該從決策的第一時間開始，就使用PPP模式，有些調研和前期的準備工作，政府甚至應該要外判出去，交給社會機構去做。這樣決策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推廣的過程，使社會更多的了解“一帶一路”與香港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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