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慶超認為，與2003年的全民抗擊“非典”一樣，北京奧運會可視作中國在21世紀面臨的第二個重大的國家形象危機事件。通過對該危機事件的積極應對和妥善處理，中國公共外交在行為主體和實現平台上都發生了具有進步意義的顯著變化。
她將此變化總結為兩點。一方面，公共外交行為主體的社會化。非政府力量的參與和出色表現成為此次中國危機應對的一大亮點，國家領導人、海外華人華僑、留學生和有影響力的人士等為維護中國國家形象、逆轉不利局面做出了重要貢獻。另一方面，公共外交實現平台的網絡化。海內外華人在互聯網上對西方輿論的反擊，就是明證。公共外交在網絡平台上的拓展，又被稱為“公共外交2.0”或“新公共外交”。
但徐慶超也指出，主辦北京奧運會的寶貴經驗教訓並沒有阻擋中國在里約奧運會繼續“交學費”。我們應該看到導致運動員發揮不好的一些場外因素，比如，在女排賽場上，中國運動員遭到了主場觀眾的全程噓聲。再如，女子帆船運動員徐佳莉的成績被取消了三次、直到再不能上領獎台。又如，體操運動員的動作分數被人為壓低、男子舉重比賽的金牌被“奪走”，以及女子田徑接力因美國的“重賽”而被淘汰。
“這些現象從表面上看，就是體育比賽中經常會遇到的不公正待遇，但在奧運會的賽場上，綜合起來似乎就是中國被‘集體打壓’的印象。再進一步講，賽場就是戰場，體育競技演變成了國家間的爭鬥。“
徐慶超說，2008、2009年新一輪的全球經濟危機以來，中國作為新興崛起國家領頭羊的地位凸顯，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提升，表現出對一些現行國際規制進行調整、完善和修改的意願和決心，並加快了行動步伐。在中西方逆向而行的心態之下，中國“傲慢”的修正主義者的國家形象得以突顯，而西方人固有的“偏見”仍然在主導著他們的思維和行為。於是，中國在奧運賽場上被“欺負”並不偶然、也非巧合，當是中國走向全球大國的一堂必修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