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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國者治港”作為基本的政治倫理應該貫穿“一國兩制”實踐的歷史過程。 |
香港正在經歷一次重大的政治洗禮
中評社：2019年香港因為修改逃犯條例而出現社會風波，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也表示，2019年“修例風波”的亂局絕不能在香港重演。這次修改選舉制度，包括以後進行其他立法的時候，香港社會能够實現平穩過渡嗎？
李曉兵：我相信是可以的。2019年的“修例風波”對香港特區有效管治構成了嚴峻的挑戰，對香港特區“一國兩制”實踐保持正確的方向形成了巨大的衝擊。這一次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修法過程，我們感覺到香港正在經歷一次重大的政治洗禮，全面貫徹“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可以說是觸及了靈魂，讓香港社會各界深深地被觸動了，應該說是被感動了。中央一直說要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推動香港“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有時候說得多了，甚至讓一些社會人士認為這些都已經成為老生常談了。但是在2019年“修例風波”之後，中央談到香港特區“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和保持香港長治久安，大家就感覺到非常迫切，但又找不到有效的辦法和舉措，在此情況下，一些政治力量甚至想重回老路。如果走到老路上之後，“反中亂港”激進政治力量就會裹挾在裡邊，“港獨”這種本土極端政治勢力也會趁機作亂，香港特區內部的政治風暴就會被一波一波地煽動和製造出來，香港將不斷面臨并陷入“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政治旋渦之中。
所以，香港特區在過去一段時間所面臨的嚴峻的政治形勢和狀態，既有社會危機、管治危機，還有憲制危機，就像張曉明副主任說的，這是要在香港奪權。它已經不再是一個簡單的製造危機的過程，而是逐漸讓香港變成一個政治高壓鍋，讓香港成為一個非常容易被政治風暴裹挾而變得風雨飄搖的政治經濟體，政治過程的水準不斷地墮落，政治過程的品質不斷地惡化，特區所面臨的諸多發展難題卻遲遲得不到有效的解決，但是在香港特區內部又沒有尋找到有效的辦法進行改變和逆轉。去年，香港國安法的出台能够為香港特區“一國兩制”實踐劃定基本的政治底綫和法律底綫，保障香港政治過程如果被內外政治力量深度裹挾觸及危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底綫的時候，至少可以穩住，但是，從“一國兩制”成功實踐來考慮，僅僅穩住還遠遠不够，還要讓香港特區整個的管治過程能够呈現出一種新的態勢，讓所有的參與者能够有基本的政治覺悟，恪守基本的政治倫理。就這次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本身而言，我們既要保證在候選人層面能够進行篩選和過濾；在選舉的過程中能够選賢任能，讓社會各界看到香港新的發展和希望，讓他們對於香港未來美好的期待能够得到實現；在選舉結束之後，讓行政與立法之間的關係也能够實現一個新的平衡狀態，讓基本法所確立的香港特區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和憲制設計真正能够落到實處。
這樣的話，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就會更有力量感，讓整個社會能够更加理解、接受和支持，我們希望在此基礎上香港特區能够形成一種基本的政治判斷和政治共識，在法律規則制定和修改的過程中，香港本地的立法也要做出相應的一些調整，不斷有正反饋，讓大家能够感覺到香港特區經過一番艱難的摸索之後真正能够走上滄桑正道。要確保香港特區今後不再出現像2019年那樣的“修例風波”將香港整個往下拉，甚至是肆無忌憚地擊穿政治和法律的底綫，跌入深淵以至於不能自拔，要確保香港深度陷入內外勾連互動的政治漩渦的情形不能再次重演。
修改選舉制度 保證選舉過程的政治安全
中評社：全國人大常委會全票通過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您如何從總體上評價修改後的附件一和附件二，對從制度層面保障愛國者治港有什麼意義？
李曉兵：附件一和附件二修改的幅度比較大，主要集中在兩大塊內容上：一方面對選舉委員會的憲制角色進行了重新厘清、重新設置、重新賦權；另一方面，增設了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選舉委員會委員候選人、行政長官候選人和立法會議員候選人都經過該資格審查委員會的審查，而且要把國安委根據香港特區警務部門的維護國安部門的審查情況出具的審查意見書作為前提，確保選舉委員會委員候選人、行政長官候選人和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符合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由資格審查委員會進行資格審查與原來由選舉主任進行資格審查有所不同，其根據國安委出具的審查意見書所做出的候選人資格確認決定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不能進行司法複核，不能提起訴訟。
選舉委員會的調整，主要是對界別進行了重新劃分，對原來界別進行了替換，增加了一些新的分組，以保證其具有廣泛代表性、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實際情況、體現社會整體利益。可以看到，這次對界別的重新劃分非常精細，以前基本法沒有對界別做過這麼細的規定，在五大界別的基礎上，又對每個界別的分組進行了非常精細的規定，對每個界別內部的分組和議席的分配也作出了規定，比如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人數還不少，有110席。第四個界別裡還包括了地區防火委員會委員的代表，以及港九、“新界”分區委員會及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的代表。這些規定都是非常具體的。
由此可以看出，中央對於香港特區的選舉過程和政治運作過程是非常瞭解和熟悉的，能够發現以前存在的問題之所在。這次對香港特區選舉制度之所以要做出這麼大的調整，就是要保證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過程的政治安全，這也跟香港特區的有效管治聯繫在一起，要避免“反中亂港”分子或者極端政治力量以及他們的代言人利用制度漏洞參與到選舉過程中，或者滲透到整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架構內部。所以，新修訂的附件一、附件二在選舉委員會這部分做了一些較為詳細的規定，同時，也從總體上對人數進行了擴展，即從1200人擴展到1500人；在完善特區選舉制度同時，也在遵循循序漸進的原則來推進香港民主政治的發展，并不是像一些批評意見說的那樣，是“民主的倒退”。香港民主政治發展既要遵循循序漸進的基本原則往前走，同時也要確保能够穩健運行。因此，對選舉委員會的人數進行適當的擴展的同時，又根據實際情況對選舉委員會的界別和議席進行厘清和分配。
另外，新修改的附件一之所以強調全國性團體的香港代表要參與到選舉委員會之中，是要讓這些對國家有全面的理解和貢獻、有牢固的國家意識和強烈的政治認同的優秀人士也能够有機會參與到香港特區重要的選舉過程之中，特別是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和行政長官的產生過程。能够參與到全國性團體的香港代表，一方面證明其基本的能力和專業水準，對於全國性活動有積極的參與和貢獻，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其對於國家的認識、情感和國家觀念方面沒有問題。由全國性團體的香港代表參與選舉產生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議員，既能够讓政治光譜變得更寬，同時保證在整個香港特區的選舉過程和政治運行過程中，能够把國家和特別行政區的利益協調兼顧起來。
中評社：修改後的附件一和附件二實施以後，香港可能形成什麼樣的政治生態？
李曉兵：修改後的附件一和附件二實施以後，首先要重塑基本的政治倫理，保證候選人在參與香港特區政治過程中，都有真誠的、發自內心的為國家好、為香港好的政治初心。在這個過程中，所有管制團隊的成員可以對香港的發展、特區的治理、各種政策的出台進行非常專業的監督，但是絕不允許有故意干擾破壞香港特區管治的行為出現。另外，香港“反中亂港”分子進入到香港特區管制團隊之中，引發香港特區治理環節出現各種各樣的管治危機，使整個特區的政治過程時不時地陷入空轉的狀態，又時不時地製造出各種政治正當性的危機，甚至是憲制危機，故意製造特區和中央的政治衝突，這實際上對於國家的發展也構成了一種牽制，“反中亂港”分子試圖以香港來影響國家發展的進程。這些情況在香港特區過去二十多年的時間裡經常反復出現，比如在2019年因為香港特區政府啓動修改《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而引發“修例風波”，而在這期間，特區政府為制止“黑暴”而制定出台《禁蒙面條例》卻遭受強烈的質疑，包括通過司法複核使其失去效力，以至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港澳辦都對此問題作出了反應。另外，特區的施政方案也總是會遭到各種各樣的抵制和阻撓，以至於有些施政的目標最後的結局就是不了了之。
還有，參與到香港特區政治過程中的人士有愛國愛港的基本政治立場和政治情懷，這對於在選舉結束之後，在行政的這部分也就是特首領導的特區政府，和立法會議員之間，能够形成互相分工、互相配合、互相支持的局面，即更有利於實現基本法確立的行政主導體制的政治基本目標。
良好的政治生態有利於香港的管治，能够真正聚焦發展，聚焦民生的改善，聚焦香港“一國兩制”實踐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和挑戰的解決，而不是流於政治反對、政治衝突、政治對立，最後陷入嚴重的衝突、對立之中而不能自拔，甚至擊穿基本底綫。我們希望這次選舉制度的完善能够優化香港特區的政治生態，或者催生出一種新的政治局面，也就是香港社會參與政治過程的主體應該有基本的心理準備，有牢固的國家觀念，對於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別行政區等等勿庸置疑的基本政治原則，要有充分的心理準備和強烈的國家觀念和意識。在參與到政治過程中之後，要明白自己應該承擔的政治責任和社會責任，就不會允許過去那種事不關己的狀態和肆無忌憚的行為繼續發生。在某種程度上說，這些參與政治過程的人要多一些這方面的考慮，而不僅僅衹是一個政治口號、政治標簽的張貼，或者是一個政治立場的宣誓，更應該是一種政治過程的深度參與，也是政治人物責任感的充分彰顯。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的修訂作出這麼細致的規定，應該不僅能够在入口處把好關，也能够在政治運行過程中進行規範，以形成全面綜合的制度保障和法律支撑。
中評社：附件一規定，選委會設召集人制度，總召集人由擔任國家領導職務的選舉委員會委員擔任，這一條款的設置有什麼深意？
李曉兵：召集人制度也是一個新設立的制度，類似立法會主席或者是某個大機構的主持人。選委會是一個比較龐大的機構，有1500人。選委會每一次參與到一些選舉活動中的時候，根據憲法、基本法和國安法的規定，針對現實中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召集人可以提出來一些具有指引性和建設性的意見，而且總召集人要求是具有國家領導職務的選委會委員，也說明召集人必須有充分的政治權威，能够獲得尊重和支持。
因為總召集人具有國家領導人的職務，所以這也是銜接中央和特別行政區的一種制度安排，這樣的制度安排創造出一種機制，也建立了一個通道，也就是讓具有國家領導職務的選委會的委員來擔任選舉委員會總召集人，既能够保證選舉委員會工作的基本定位，讓整個工作過程能够符合“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政策，也能够符合憲法、基本法和國安法的規定和要求，更能够從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角度，從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長治久安的角度，進行遴選和投票，讓這個政治過程能够順暢進行，而且這樣的政治過程本身也是對香港整個政治生態的重塑和引導，所以總召集人的政治立場、政治權威、政治經驗和工作水準，乃至政治視野和高度，都能够為選委會的有效正常運作以及基本目標的實現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和主體上的保障。
中評社：選委會由1200人增加到1500人，將“社會服務”界別改為“基層”界別，您對此如何解讀？
李曉兵：第三個界別中多了一個基層社團。原來的勞工、宗教這些團體還是給予了基本的保證，但基層社團是新增加的。這也是希望香港社會對於基層民衆的生活給予足够的關注，要向基層適當地傾斜和投放力量，讓香港整個政治運作要更加務實，更加接近香港社會居民的一些常態化的生活、工作、就業、安居的情況，比如子女入學、老年人的養老健康等等一些基本的民生問題。事實上，基層社團在香港社會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因為在基層，同時又是從事社會服務的工作，能够參與到特區治理過程中非常具體的一些工作，但是之前他們的政治參與性可能受到了限制，或者他們的聲音沒有得到足够的重視，這恰恰是香港社會的問題之所在。也就是說，政治精英、商界精英和知識精英，特別是商界精英，要維持維護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所以他們的利益往往是能够最先得到表達和回應，也能够主導和左右整個香港的社會輿論，但是基層的利益和聲音往往不能通暢地傳遞出來，儘管他們面臨的困難非常大，非常多，非常繁雜，但是卻不能够得到足够的關注，在其他各個層級的政治過程中也會產生這樣的問題。因此，增加基層界別也是要增加基層聲音的傳達、表達的渠道，希望打通香港社會的各個層次，讓香港各區以後的治理過程也能够充分關注和兼顧到基層的各種利益。
中評社：新修訂的附件二規定，政府提出的法案，如獲得出席會議的全體議員的過半數票，即為通過。立法會議員個人提出的議案、法案和對政府法案的修正案均須分別經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和功能團體選舉、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兩部分出席會議議員各過半數通過。您怎麼看這一內容？
李曉兵：這是一個比較關鍵的修改。一方面，這是對立法議員過去比較任意、任性的政治行為進行制約，因為“經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和功能團體選舉、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兩部分出席會議議員各過半數通過”是不容易的。
政府提的議案獲得出席會議的全體議員的過半數票就可以，所以政府提的議案一般是可以比較順利通過的，這相當於有些國家和地區的法律所規定的“公法案”，議員個人提的有時候可能出於特定群體的利益，或者是某個區域的利益，或者是某個行業的利益，但是通過立法會議員個人提案的方式提出來，不能把這些群體、行業的利益簡單轉換為特區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必須要經過兩部分議員都過半才可以，這既是進行限制，也是要進行把關。
如果能够獲得兩部分議員的投票都過半，這就基本上能够證明這樣的提案更加具有廣泛性和重要性，更應該得到整個香港特區、整個香港社會的關注和支持。這是在特區的治理過程中，對立法會議員的行為進行規範和制約，也是提出更高的要求，避免讓香港特區立法會變成過去曾經出現過的一些立法會議員個人政治情緒宣洩的場所、變成個人政治利益訴求和表達的場所、變成自己背後的一些小集團利益博弈的場所、以及與公利益博弈的場所。
被采訪者簡介：李曉兵，法學博士，南開大學法學院台港澳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中國憲法學研究會理事，海峽兩岸關係法學研究會理事，香港“一國兩制”青年論壇理事，澳門濠江法律學社副社長，天津市法學會憲法學分會副會長，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統一戰綫高端智庫特約研究員，《基本法研究》（中國澳門）學術編委，曾在法國巴黎一大、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台北）做訪問學者。主要代表作有《憲法時間》、《光輝歲月：香港特別行政區20年》、《蓮花盛開：澳門特別行政區20年》等。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6月號，總第28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