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煲湯論”強調各元素的集約、可獲得，灣區九城市各有所長，在形成創新生態方面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金融業發達，可以利用私募基金、公募基金、風險投資等金融手段為創新提供資本支持；香港還有多所世界頂尖的大學，可以為灣區提供智力支持；深圳的高科技產業已經形成規模，可以提供技術支持；深交所則可以為大灣區提供內地的資本支持；廣州的人文底蘊深厚，可以提供文化、藝術的支持；灣區的其他城市，比如東莞有強大的製造能力，可以提供生產支持。
可以暢想一下未來一個灣區創業者一天的生活：早上從深圳過關來到香港，在香港與風險投資人見面，下午去東莞的工廠查看樣品的生產情況，並寄給香港的投資人，拿到投資後在灣區建廠投產。這其中的每一環都需要城市間的高度融合，比如便利、快速的通關、資本的自由流動、貨物的寄運，任何一個環節存在障礙，都會阻礙創新鏈條的打造和創新生態的營造。
上述粵港澳大灣區的創新生態並非僅是設想，而是在前灣區時代就有過成功實踐。香港科技大學的內地畢業生汪滔在深圳創辦了製造無人機的公司大疆。憑借在香港學到的機器人知識和深圳的產業鏈優勢，大疆取得多項技術突破，成為少數在一個新興領域占據世界領先地位的中國企業。
大疆是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概念尚未成型時自然生長出來的，充分證明了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的基礎足夠好。其實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國家級戰略，還有更深遠的意義：中國作為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發展與資源的矛盾只有依靠科技創新才能解決；中國經濟由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也需要一個領頭羊。因此，無論對區域還是對國家來說，粵港澳大灣區盡早實現互聯互通，煲出一鍋鍋創新的好湯，都責無旁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