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表示，在香港國安法之下，尤其在全國人大決定有關香港民主規範的最新的法律框架之下，以往的攬炒式拉布以及通過議會來追求完全自治和“港獨”的危險政治遊戲已經結束，新的政治遊戲規則、規矩框架正式確定。如果香港反對派不能與時俱進，不能據此調整選戰立場和議員行為規範，就只能在政治上日益邊緣化和出局。
“現在的問題是香港的反對派如何適應新的民主遊戲規則和法律框架，其適應的結果也會影響到香港民主政治如何再出發。現在留任的立法會議員以建制多數占主導，這給建制派出了一個大難題，在反對派拉布以及對抗的壓力結構性消解的情況下，他們如何向香港市民和全世界展示，他們也可以是民主派，他們與政府之間不是簡單的應聲蟲和橡皮圖章的關係，而是也能夠在基本法之下體現出立法對行政在憲制上一定的制衡功能，能夠理性地辯論，能夠對政府提出的撥款、法案進行合理和富有質量的審議，展現出代議政治代表的能力素質，從而取信於香港市民，也為未來立法會的選舉打下扎實的民心民意基礎。”田飛龍說，當建制派在短暫的時空中要唱政治獨角戲的時候，獨角戲的段位要求反而變高了。香港市民會自然而正當地期待：現在是你的舞台和你的鎂光燈，請跳好你的民主政治舞蹈。這對建制派如何政治重生，如何去覆蓋以及爭奪原來由泛民所壟斷的香港民主的話語權、議會制衡的話語權以及廣泛的中間選民資源和基礎，是一次重大的挑戰，也是一次關鍵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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