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大陸還有許多問題，但是這麼複雜這麼龐大的社會，政府不能沒有主心骨。”很多事情，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是看問題的角度問題，整天爭論不休，受苦的還是老百姓。劉國深說，中國大陸必須要有自己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但這不等於可以固步自封，不思進取。
劉國深表示，社會主義中國曾經是全世界的明燈，一定有它的合理性，但文革時期走過頭了，我們開始改革開放。而台灣卻是太自由了，一個社會沒有主心骨是很危險，在今天的台灣，政黨惡鬥，誰也做不了事，台灣社會已幾近空轉內耗25年。今天的台灣民主某種意義上真的是為反對而反對，只有立場，沒有是非，當年蔡英文反對國民黨的口號，今天被國民黨拿來反對蔡英文，相當諷刺。“當家了才知道柴米油鹽貴啊，蔡英文也是陷在了台灣大醬缸，我看她也難以自拔了。”
劉國深說，我們注意到，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朱雲漢曾表示，中國不能亦步亦趨西方模式，而應堅持走自己的民主道路。他說，中國面臨的治理挑戰，其特殊與複雜程度已經超越目前西方主流政治學理論與知識的範疇。西方政治學者不要自我膨脹，以為當前主流政治學真有能力知道中國如何建構長治久安的政治體制，中國大陸的制度有它的合理性和權威性。大多數在中國與印度兩地均深入做過田野考察的學者都承認，中國的政治體制在引導社會追求“最佳的選擇”，以及在增進社會絕大多數群體的福祉上，要比印度更具優勢、更具效能。劉國深對朱雲漢的分析和觀點深表贊同。
劉國深認為，兩岸政治文化要傳承中華傳統文化，但更可貴的在於創新發展。兩岸之間的差異正是兩岸政治文化創新的動力。差異可能產生衝突，但差異也可能成為一種美和價值。中國政治現代化需要總結兩岸雙方政治亞文化發展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歷史地看，兩岸政治文化存在差異也未必全然是壞事，只要有足夠大的政治格局，差異也可以變成一種美，一種價值。”劉國深說，今天我們的困難就在於經過40年隔閡後，兩岸的生活經驗差異太大，政權之爭又使我們很難心平氣和地看待兩岸政治文化的差異性，特別是在台灣社會出現國家認同問題後，似乎願景不同了，雙方很難心平氣和。因此，台灣社會要盡快從國家認同異化中走出來，回歸兩岸政權之爭的本質，大陸也要考慮好如何給台灣當局出路的問題，讓他們不必走魚死網破的路。
劉國深說，兩岸之間的政治亞文化表象是有序和無序區別，大陸從上到下政治秩序井然，台灣政治上亂哄哄幾十年了，但有些台灣人還很喜歡，這是政治亞文化差異造成的。劉國深引用台灣大學經濟系盧信昌教授的觀點，過去60多年來，大陸的土地國有化政策與台灣的土地改革政策都很成功，是人類文明史上的奇跡，我們要如何將兩者的正能結合在一起，進行更深刻的政治創新實踐，走向中國人的政治現代化之路，為世界政治文明做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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