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立法效率頗低。儘管拜登團隊有意模仿上世紀三十年代富蘭克林·羅斯福政府，採取舉措來應對新冠疫情的蔓延，但在美國社會極化、黨派之爭加劇的情況下，國會立法阻力重重。在執政百日內，拜登僅僅簽署生效了7項法案，和小布什一起成為自富蘭克林·羅斯福以來執政百日立法最少的總統，而富蘭克林·羅斯福則在執政百日里簽署了76項立法。
五是回歸多邊主義，意在維護美國的領導地位。首先是加強與盟友和夥伴的溝通與協調，改善與盟友的關係，維護西方所主導的國際秩序。其次是重新加入國際機制，力圖發揮主導作用。
六是強調意識形態，用“民主社會”對抗“專制政體”，刻意用西方價值理念拉近與盟友的關係，加強西方內部的凝聚力。拜登政府聲稱要打造一個統一戰線，今年年內召開“全球民主峰會”。
七是繼續推進大國競爭戰略，遏制和打壓中俄。拜登執政百日，顯然部分繼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外交遺產，採取遏制中俄的態勢。
袁征指出，應該說，拜登政府“百日新政”的特點還是非常鮮明的。4月23日，《芝加哥論壇報》發表社論，認為拜登政府的所作所為，與特朗普時期相比，“是受歡迎的，也是姍姍來遲的回歸常態”，給予了拜登正面的評價，認為拜登政府執政百日，雖然不完美，但正在有條不紊地推進其施政日程，假以時日就會取得明顯的效果。
第二，從“百日新政”看拜登政府對華政策趨向。依據拜登執政團隊的言行，結合當前美國的對華氛圍，可以確認美國將將延續對華強硬的總體趨勢，戰略競爭將繼續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主基調。拜登政府制衡中國、維護霸權的出發點和特朗普政府並沒有本質的差異，只是在策略和手法上會有明顯的變化。
一是，在戰略定位上，拜登團隊同樣將中國視為頭號戰略競爭對手，延續對華強硬政策。拜登認為，中國是美國“最嚴峻的競爭對手”。布林肯把應對中國挑戰列為美國外交的八大優先項，認為中國是“美國21世紀面臨的最大地緣政治考驗”。《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臨時指南》指出，中國是唯一有潛在綜合實力挑戰“穩定和開放的國際體系”的“主要競爭者”。按照布林肯的說法，中美關係會在該競爭時競爭，能合作時合作，必須對抗時對抗。美國將加強在印太地區的投入，竭力維護美國的主導地位，全力阻遏中國影響力的拓展。
二是，拜登團隊更加強調意識形態，重視人權民主價值理念。凸顯價值觀之爭，對內能夠爭取國內支持，凝聚共識，對外則可以拉近與盟友的關係。拜登政府從意識形態角度干預中國內部事務的衝動更為強烈，未來繼續插手台灣、香港、新疆、西藏等問題。
三是，儘管拜登不贊成特朗普政府的對華貿易戰，但在貿易逆差、市場准入、知識產權、人民幣匯率、國有企業補貼等問題上態度強硬，不會放棄特朗普政府強調的對等原則，兩者目標也大體一致。拜登政府甚至會以取消對華產品附加的高額關稅作為條件，要求中國在諸多問題上做出讓步。拜登也會尋求與盟國協調，聯手施壓中國進一步開放市場。
四是，中美科技競爭會白熱化。美國不會放鬆中國的科技封鎖和出口管制力度，會本著“小院高牆”的手法來防範中國對於高科技技術的獲取，竭力阻撓中國“彎道超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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