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特朗普執政期間“美國優先”的政策降低了歐洲對美國的信任。德國國防部長安妮格雷特·克蘭普-卡倫鮑爾去年11月2日發文稱，“反美情緒一直伴隨著我們對這位盟友的感激和親近之情存在於我們的國家里，這種情緒正在上升，並已成為一股重要的力量”。同時，這種信任的下降在短期內難以回復到過去的水平。美國大選結果顯示出美國國內存在強大的特朗普理念的支持者，讓歐洲更為謹慎。對此，慕尼黑安全會議主席伊辛格今年在採訪中說：“我們震驚地認識到，美國並非永遠地為歐洲提供長期保障。明智的歐洲人必須要思索這樣一個問題：假如四年後又出現一個步特朗普後塵的美國總統，歐洲應該怎麼辦？”
第二，美歐的分歧隨著疫情影響的持續將更加明顯。在新冠疫苗分配、軍費開支、“北溪-2”天然氣管道建設等問題上，美歐之間都存在嚴重分歧。在疫苗問題上，一方面，美國加購疫苗造成部分藥企無法實現對歐洲國家的承諾，另一方面，德法提出拿出部分疫苗支援非洲的主張被美國拒絕。在軍費問題上，拜登政府可能無法做到完全轉變前任的政策。在“北溪-2”天然氣管道問上，美國和德國的矛盾難以有效解決。其實這些分歧的本質是，伴隨美國實力的相對下降，美歐利益訴求的矛盾越多。
第三，歐洲需要中國的支持。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越來越難以忽視，無論是在應對疫後的經濟復甦，緩解疫情，還是維護多邊主義和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等方面，中國都可以向歐洲提供重要的支持。據歐盟統計局發布的外貿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首次取代美國成為歐盟最大貿易夥伴。這一數據強而有力。
第四，歐洲並不樂見中美之間的競爭轉為衝突。拜登將中國描述為是“競爭對手”，雖然相比特朗普時期有所緩和，但中美的競爭關係中不乏角力，如果不能有效管控，難以避免會滑向衝突。尤其是在美國實力相對下降的情況下，美國需要聯合盟友和夥伴共同應對中國，其間，歐洲如何進退，相當於是中美競爭中的一種“風險管控”。以特朗普時期為例，蓬佩奧在尼克松圖書館發表反華演講後，歐洲各國沒有跟進，避免了中西意識形態衝突的升級。
歐洲對外政策展示出更加理性務實的特點，但隨著全球民粹主義和保守主義的上升，未來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世界正面臨深刻變化，疫情加速了全球政治的演變，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醞釀之中，並將引發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的新一輪調整。我們必須真正理解，以意識形態劃線已經過時，只有加強坦誠對話、團結合作，才能推動人類社會真正應對未知的挑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