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江永提出，但是從2020年以來，中日關係又進入了一個“從溫到涼”的新階段。這主要是和國際形勢，中美關係，日本處理中美關係惡化的局面，以及疫情的客觀影響等各種因素交織有關。2018年3月以後，特朗普開始在經貿問題上向中國發難，安倍也想維護自由貿易體制，但還是逐步向美國傾斜，包括對華為的禁用，部分日本企業從中國撤資等，都是對美國的迎合。因此，中日關係在今年以來，雖然在防疫之初有一些良性互動，但整體不盡如人意，不僅是因為高層互訪受疫情影響擱置，雙方高層甚至沒有過通電話，這也是一個不正常的表現，所以應該說這一階段的中日關係是全面滑坡。
這段時期，中日之間從政治關係上講可以說“話不投機”，無論在香港安全法的問題上，還是日本與台灣的互動上。尤其是後者，日本和蔡英文當局的互動比過去頻繁，規格提升，包括李登輝過世以後，安倍派前首相森喜朗親自率團到台灣悼念，這在全世界來說只有日本一家。在釣魚島問題上，日本防衛相河野太郎剛剛和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就此問再度確認了日美兩國聯防，並且確認在這個地區不斷加強日本的軍事實力和海上的行動實力。在南海問題上，日本對中國是一種批評或戒備的態度。另外，安倍始終未放棄打造日美澳印四國聯盟。中日的經貿關係、旅遊等方面也受到了疫情的影響。
劉江永研判，安倍在即將結束任期時，還和特朗普通電話表示要加強日美同盟關係，所以在他卸任之前，可以判斷不會對中日關係有更大貢獻。
安倍意圖建立一個“沒有安倍的安倍內閣”
劉江永表示，安倍要在這時推選新的自民黨總裁，主要目的是在自己還有政治權利的時候，提前安排後安倍時代的政治格局，把主要競爭對手石破茂淘汰出局，使各方認同菅義偉，建立一個“沒有安倍的安倍內閣”，這樣延續和貫徹安倍的基本路線和政策。但劉江永也提到，明年9月還有大選和日本自民黨總裁選舉，這才是在後安倍時代關係到政治角逐以及新人產生的一個重要的選舉，在這次選舉中，石破茂仍然有希望。
“從政治底色來講，安倍代表日本右翼。”劉江永認為，無論是從他的家庭背景到他參與的各種團體以及支持他的團體，基本右翼色彩都比較濃厚，所以他的思想體系，包括他的歷史觀、戰爭觀以及整體的外交構思都會受到影響。他舉例說明：
在台灣問題上，蔡英文當局認定安倍就是對台灣最親近的一個日本首相，這不是沒有根據的。安倍的弟弟岸信夫一直他的一個重要渠道，實際上安倍可以說是日本政界“台灣幫”中的一個重要代表人物。
在釣魚島問題上也是如此，安倍就這一問題的總體立場是對中日關係有負面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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