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亞夫說，2008到現在超過七年了，正式政治商談估計是很難舉行，且台灣局勢以後怎麼變化也不知，這種情況下，他認為第一是要理解；第二是民間繼續進行如何解決兩岸政治問題的探討與對話，交給兩岸專家學者與智庫，這樣是有意義的，例如三通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孫亞夫指出，從1979年提出三通以來，到2009年才完全實現，為什麼兩岸關係一改善，兩會商談一恢復，就能達成有關直接通航的協議，就是因為有許多由民間進行的事前準備，或有關部門以其他名義進行的，在這20多年裡不斷被討論，所以一些細節要怎麼做，證件等處理方法等都被討論，一旦條件成熟，就達成通航的協議，所以這樣做還是有意義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