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黨領導的政府在1990年開始就逐漸擴大日本在國際安全方面所擔任的角色，通過訂立法律賦予自衛隊更多的海外機會。不過，此前的每一條法律都為自衛隊的職權劃定了詳細的範圍，並為每次派遣部隊定下了嚴格的限制，包括參與聯合國的維和行動、為美軍提供緊急物流支援，以及日本在協助美國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時的援軍角色。
但這次的安保法案，正如安倍所說的，主要是為了使自衛隊有能力應對各種情況，同時只提供了很模糊的對外動武準則。比如說，在“日本或與日本有密切關係的盟國遭到武力攻擊，日本的存亡受到威脅、存在國民權利被徹底剝奪的危險時”，以及“當無法尋求其他可執行方式來抵抗攻擊”時就可以向海外派遣自衛隊。然而，上述情況的界定都只能由日本當局來決定。
而面對民眾多次呼籲更多的詳細標準時，安倍只是說“會依據每次形勢作出合理的判斷”。但這種判斷不能僅僅由政府說了算。國會和民眾都要密切監督當局，而後者必須要為每次的決定負上責任。
為了通過這次安保法案，讓日本行使以往各屆政府所禁止的集體自衛權，安倍甚至改變了政府對於和平憲法的解讀。
安倍還表示，重新釋法的正當性來源於日本周邊安全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但他釋法來配合政府政策的舉動卻破壞了國內法律環境的穩定。許多憲法學者，包括前內閣法制局長官都認為本次立法是違憲的。一名最高法院前法官在一次參議院的公開聽證中表示，政府認為立法不會被最高法院判定違憲是“盲目的樂觀”。
顯然，圍繞在本次法案的法律疑問並不會隨著國會的立法而終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