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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飛龍。（中評社 李仕奇攝） |
田飛龍指，本來中央想通過“831”決定一勞永逸的幻想落空了，特區政府在與學聯的對話當中，承諾2017後可以再優化，意味著政改方案通過後也只能用一屆，之後又要陷入政改“五步曲”，可能還會激發新一輪的其他不合作運動。而且民意對於泛民主派的同情和支持可能在未來對香港時局和中港關係的效果未必能夠樂觀地期待，也就是期望大家凝聚共識、把精力放在發展和融入國家的議題上可能是一廂情願。
他又指，香港經過“佔中”，民主對抗已經瀰漫到全社會，更調動了青年學生，港大退聯不意味著學運的衰落，卻意味著學運的激進化，可能還會裹挾香港的反對派在一些議題上的跟從，從最近發生的反水貨客活動就可以看出。
他認為，中央在後“佔中”治理香港應該更加強調法治權威，以《基本法》為中心來鞏固中港關係中的“一國”基礎，而不宜以白皮書這樣一個國家主義的解釋性文件作為治港的準則，以及依據這個準則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權威之下做很多不相適宜的動作。儘管長期來講，中港互動需要一種新常態，要擺脫03年立法和12年國民教育的失敗經驗，但對“佔中”的處理也不一定能夠為以後治港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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