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會山，參議員亨利•克萊（Henry Clay）開創黨派間妥協的先河；密歇根州參議員阿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曾是一位不干涉主義者，上世紀40年代，他因大局需要開始與原先的對手、總統杜魯門站到了一起，共同制定了冷戰的戰略；伊利諾伊州參議員埃弗雷特•德克森（Everett Dirksen）作為一名堅定的保守主義者，卻曾帶領大批的共和黨人支持民主黨總統約翰遜通過民權法案；而共和黨議員約翰•科尼爾斯，在80年代末共和黨要廢除民權法案時，他更是拿出他在1964年的那種勇氣，在國會大廳為民主黨的法案做堅決的辯護。
很多偉大的想法都誕生於華盛頓，而不是私營機構。公共投資（public investment）的概念19世紀在美國出現，聯邦政府為此成立專項基金修建公路和郵政系統，從而創造連接政府和社區的渠道；上世紀四十至六十年代，聯邦政府撥巨款開發計算機技術和探索太空，這些項目因盈利不高並不被當時私營機構看好；而六十年代種族平等的理念，明尼蘇達州參議員休伯特•漢弗萊（Hubert Humphrey）則是核心推動者。
因此，縱然《紙牌屋》是一部傑作，觀眾也應明辨真實的政治遠比凱文•史派西演繹的劇情更複雜、豐富。我們身處在冷嘲熱諷的時代，因而連我們自己，對於民主體制的優勢也只能霧裡看花。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歷史昭示我們，華盛頓不單是權力遊戲的紙牌屋，它更是那些掌握權力的人利用權力來改變、貢獻國家的地方，而其間，進行權力爭鬥則是在所難免的事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