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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開煌教授專長於中國共產黨研究（中評社 林艷攝） |
楊開煌表示，既然大陸需要單方面負起這個責任，對台工作的思考方式也必須隨之調整，這就是中國共產黨解決台灣問題總體方略的核心所在。這也很好地解釋了為什麼習近平總書記會強調在台灣問題上要掌握主導權和主動權。過去，這些概念並未被提及，但隨著總體方略成為對台政策的指導思想，中國共產黨必須主導兩岸發展，否則如何實現統一？如何完成民族復興的使命？這一策略的轉變，表明大陸在解決台灣問題上的大決心和責任感。
楊開煌認為，總體而言，新時代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其實就是中國大陸解決國家統一、民族振興的戰略耐力和戰略自信的表現。舉例來說，在和平統一進程中，中共曾提出“一國兩制”的方案，希望以“寬大”的方案，加速統一的進程，當年統一曾是中共規劃的八十年代“三大任務”之一。他說，由今觀史，感慨系之，“一國兩制”條件合理寬厚，奈何當年國共並無互信，蔣經國很快以“統戰陰謀”拒之；相對地十年之後，中國國民黨推出“國家統一綱領”，中國共產黨並未視為統一任務階段性亦不相信，從而失去“一國兩制”順勢轉接上“國家統一綱領”的歷史機遇。如今情勢發生了顛覆性轉變，習總書記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 希望台灣方面可以提出條件，共同討論統一後台灣的治理模式。這代表著北京在解決台灣問題上的主動性和主導性的國家統一的趨勢與決心未變，但治台方案可以協商，同時展現出更強的戰略定力、戰略耐力、戰略信心與戰咯自信。
第二，在和平統一階段，雙方都認為兩岸問題是一個內部問題。然而，隨著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總體方略的提出，大陸對台灣問題的看法發生了變化，將其視為一個特殊的內部問題。這意味著，台灣問題的性質從一個純粹的內政問題，轉變為一個具有特殊性的內部問題。這種變化雖然微妙，但十分關鍵。過去，台灣問題被視為純粹的內政事務，外部力量無權干涉。而如今，外部因素，尤其是美國的影響，已經無法忽視。前不久，沙利文訪問北京時，首要討論的議題就是台灣問題，這表明美國對台灣問題的干涉已經非常明顯，並且國際上的干涉也越來越多。因此，我們不能否認台灣問題的性質發生了變化，這也導致應對方式必須隨之調整。
現在看來，台灣問題可以區分為兩個層面：台海問題與台灣問題。在台灣問題上，大陸仍然堅持其屬於內部問題，應由自己來解決；但台海問題則顯然涉及國際因素的干預。這種性質的轉變使得大陸在處理對台工作時，不再能單純從內政的角度出發，而是必須在內政為主的前提下，考慮外部環境的變化與國際因素的影響。相信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正是希望廣大的對台工作學者和幹部在看待這個問題時，能夠調整心態與思維方式，以適應新的局勢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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