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中國新型大國形象與西方傳統“中國觀”之間的角力。儘管隨著改革開放推進，中國正“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但除朝鮮問題等少數議題外，中國在全球事務和地區熱點問題上的影響力總體有限。而當前，面對疫情這個全球第一熱點問題，美國自顧不暇，歐洲國家各自為營，美歐聯盟更加鬆散，中國前期抗疫的成功，吸引了全世界的關注，也史無前例為自己贏得了“走進”世界舞台中央的重大機遇。當然，中國權威和聲望的大幅上升並不符合西方政治集團的傳統“中國觀”，在其策劃下，一波波封堵和抹黑行動接連而至，而其製造的“炮彈”則側重於與西方各國民眾傳統“中國觀”形成呼應，以達至取信於人的目的。正因如此，儘管在疫情的下半場，中國在對外援助方面積極作為，但始終面臨“嘴仗”不斷的局面，主要交火點就集中在“中國隱瞞疫情”“中國援助有政治目的”“中國產品假冒偽劣”這些符合西方社會一貫認知的話題上。由此看來，在贏得國內抗疫主動後，能否抓住機遇提升國際事務中的“中國位置”，塑造世界各國人民心中不同於以往的“中國形象”，無疑是對中國的能力智慧又一重大考驗。
第三，中國制度話語權與意識形態包圍圈之間的角力。長期以來，西方一些國家不斷對中國制度提出批評和質疑，宣揚中國扼殺自由、沒有人權、不夠民主等，構建起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包圍圈。為爭取突圍，近年來中國也在加強話語體系構建，而此次疫情，則給中國的話語體系提供了最為生動的注解。比如，4萬多名醫務人員支援湖北、9天建成全球最快口罩生產線、10天建成一座火神山醫院，深刻彰顯了中國的制度優勢；比如，中國人民的集體主義意識和西方民眾的自由主義傾向在疫情防控中形成鮮明對比，證明了中國制度有其自身社會土壤，適合本國國情；比如，在人權方面，中國反覆強調的生存權、發展權在疫情背景下更顯珍貴，西方抗疫實踐也體現出這些權利有比其他權利更高的價值位階；比如，從中央到基層，各行各業的黨員奮戰在抗疫一線，表明對中國共產黨絕對不能簡單按照西方傳統政黨學來理解，等等。在意識形態總體西強我弱的今天，能否通過把這些抗疫故事挖深講好，從制度層面進一步正本清源，打破圍堵、爭取話語權，是疫情下中國與世界互動另一條值得觀察的重要主線。
當然，中國對外關係的三重角力每一重都不輕鬆，我們不能過高自我估計，做超越階段的事，指望畢其功於一役；但更不能覺察不到變局中的危與機，坐等疫情攪動後新的世界潮流向於我不利的方向湧去。我們認為，因應複雜局面，各部門可以協作形成疫情下的“大外交”格局。中方可以根據疫情公共議題勝於政治議題的特點，加強民間外交和互聯網宣傳力度，提升對各國民眾的直接傳播。若能加強對外援助的頂層設計，明確重點援助領域，樹立合適受援國典型，讓疫情援助與“一帶一路”等重大戰略形成政治合力，中國則更加可能在紛繁複雜的多重角力中破題。
我們相信，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不僅能夠持續控制好國內疫情，也一定有智慧、有能力妥善處理疫情下的對外關係，交出一份無愧後人的高分答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