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身的複雜性與多功能性
對於台灣地區而言，戰後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化發展深受政治意識形態和思想價值觀念的影響，是歷史更迭的產物。台灣文化所承載的意識形態功能如果沒有適度弱化，文化將會成為兩岸兩會“難以攻克的堡壘”。兩岸部分文化領域的交流合作也會給台灣島內部分民眾、反對人士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間”和“話題製造空間”，並進一步激發他們的“反中”民粹意識。
此外，文化自身的複雜性與多樣性、兩岸對於交流訴求的差異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兩岸文教交流的非均衡性或不對等性，以兩岸高等教育為例，這種非均衡性或不對等性體現在兩岸高等教育互動的多個方面，具體有：
其一，兩岸互動的不對等性。在相互招生問題上的不對稱性是兩岸高等教育互動不對等的典型體現。就大陸而言，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以來，就始終秉承著積極主動、開放包容的基本態度來推進兩岸高等教育的互動進程，努力為兩岸高等教育相互開放創設各種有利條件。以“大陸高校招收台生”為例，經過了數十年的探索，既在入學考試這一重要門檻上向台灣學生開放，承認台灣大考成績；也在就學過程中給予台生享受獎學金、與大陸學生同等收費等各種優惠政策；在就業這一“出口”上同樣對台灣學生開放，允許台灣學生在大陸就業。這有利於減輕台灣學生及家長的負擔，保障台生的合法權益。但就大陸學生赴台的問題台灣卻限制很多。台灣對大陸高等教育開放政策基本上採取比較保守、封閉的態度，從而制約了兩岸高等教育的深化合作問題。
其二，高等教育與經貿領域互動的非均衡性。30年來，高等教育是兩岸之間最早展開互動的領域之一。但是，與經貿、財金、交通、航運等領域相比較，兩岸教育交流與合作的步伐遠遠滯後於這些領域的互動，尤其是經貿領域的互動。在兩岸關係的建構中，“政治對話”、“經貿關係安排”、“兩岸共同市場”等政治、經濟術語掌握了主流的話語權，高等教育始終處於依從的地位，缺乏主體性。或者說，高等教育自身在兩岸互動中陷入到了話語缺失的困境之中。
其三，高等教育內部互動的非均衡性。從上文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人員往來與學術交流一直是兩岸高等教育的主要互動形式，尤其是教師互訪、講學與學生流動上。兩岸高等教育一些更加實質性、深層次的合作，如合作辦學、合辦專業、合建實驗室、聯合科技攻關等項目尚未真正開展起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