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式外交經略周邊
習認為，中國外交必須是“有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金燦榮解讀成幾層。
第一，新型大國關係。這一概念針對美國提出，旨在克服守成大國與崛起大國的修昔底德定律。中美都是超級大國，如果發生戰爭是人類的毀滅，自己的對手是自己而已。美國對中國的崛起抱有疑慮，繼而圍堵；中國認為兩國應該“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繼而逼美國同意“新型大國關係”概念。2013年莊園會晤和2014年瀛台夜話後，美國態度曖昧，不承認不否認，即有一定希望。
新型大國關係延伸至中國與其他大國的關係中，概括了中國認為的大國關係實質。
第二，周邊外交分量提升。新華社通稿中，周邊外交位列六大外交任務第一位。周邊定義從南亞、東南亞、中亞、東北亞，擴展到南太平洋和西亞，糅合在“一帶一路”宏偉倡議中。同時，中國對周邊國家從“等距離”變得“懲罰分明”。
第三，堅持中國制度。習之前的中國領導人側重表述“中共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與西方民主制度的相似。習提出“道路自信”，強調中國與西方的不同，在此基礎上，建立“亞洲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異中求同。
第四，要求高、投入多。要求“把世界的機遇變成中國的機遇，把中國的機遇變成世界的機遇”，在充分估計外部複雜環境和世界對中國崛起疑慮的基礎上，利用危機，轉危為機，實現中國夢和民族偉大復興。習上台兩年多來，“除了南極洲，其他大洲都走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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