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意識形態。儘管也認可自身價值的優越，但中國並不想像蘇聯那樣，對民主、資本主義以及民主資本主義製造威脅。如今的中國依然是一黨執政的威權體制。這種意識形態意味著中國很難與民主國家結盟。
第三，大魚小池塘效應。中國有上千年的悠久歷史，遼闊的幅員和眾多人口，並在地理上與14個國家接壤，這導致周邊國家對中國有內生的猜疑。文章認為，近年來中國在爭議地區強有力的主權聲索以及彈性越來越大的“核心利益”概念，削弱了其實現在亞太地區“和平崛起”的能力。
第四，中國將自身發展置於首位。雖然中國對待周邊國家愈發堅定，但在亞太地區之外的行為仍然是事務性的。中國最感興趣的仍然是發展與其他大國的事務性關係。通過提供貸款、基礎設施援建換取重要物品的方式，中國已經在全世界建立了經濟合作關係，且中國並不在乎與其打交道政府的性質。文章稱，事務性的往來與結盟存在著明顯的差距：後者需要共同價值觀以及戰略結盟的原則。
第五，中國迅速的崛起。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丹尼爾•克里曼（Daniel Kliman）將崛起的中國（1982-2012）與同時期的美國（1870-1900）、德國（1870-1900）、蘇聯（1945-75）、日本（1960-90）從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值、貿易以及軍費開支幾個方面做出比對，得出結論認為，中國的上升速度遠比對比組中的其他國家來得快。
這種規模的上升勢必引起焦慮，尤其當這個國家被認為是繼任的超級大國之時。雖然中國一直在倡導新的安全框架，希望削弱美國盟友在亞太的顯著性，但似乎還沒有考慮那之後對結盟的基本立場。
然而，正如閻學通（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和黃宇興在《古代中國思想與現代中國力量》一書中所說，不結盟的局限性已經日漸明顯。中國也許並不渴望全世界的領導，但如果渴望同美國平起平坐，結成同盟可以更加主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