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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下美國霸權吸引力式微:原因、影響、對策
http://www.CRNTT.com   2022-05-20 15:03:27


美國霸權吸引力式微意味著美國霸權相對衰落的加速
  中評社╱題:“新冠疫情下美國霸權吸引力式微:原因、影響、對策” 作者:鄭保國(武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

  【摘要】隨著本世紀初以來美國霸權盛極而衰,其不斷下降的吸引力終於式微於史無前例的新冠疫情下。美國霸權吸引力式微的原因是美國以反恐反擴散為名實施“新帝國”戰略、釀製并轉嫁華爾街金融危機和逆全球化潮流而動的特朗普主義及其影響下美國抗疫失敗。美國霸權吸引力式微是當今世界大變局的主要影響因素之一,具有廣泛的國際消極影響,對中國崛起構成嚴峻挑戰。在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頂層設計中,必須以底綫思維和辯證思維構建以鬥爭為主以合作為輔的對美新戰略,既抓緊為全面衝突做好準備,又要以“太極”對“拳擊”,極力避免中美對撞,盡力推遲攤牌。以中華大智慧應對中美關係大變局,有助於避免中美關係大災難,有助於維護世界和平,有利於中國最終實現和平崛起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一、導言 

  美國霸權吸引力正式產生是在二戰之後,它是美國超強綜合國力及其構建的資本主義世界自由霸權體系和它主導的以聯合國為基本框架的戰後國際秩序的產物。美國霸權自詡為“自由民主霸權”,被公認為“制度霸權”,在頗大範圍內具有一定的“公共產品性”。美國霸權所謂的“民主性”、“制度性”、“公共產品性”使它具有某種“合法性”,這成為其霸權吸引力的主要來源。在國際政治中,國家權力的合法性指別國或國際社會依據一定標準對某國權力的自然認同。對霸權國而言,若它采取赤裸裸的侵略政策、軍事占領或殖民統治,其權力當然得不到別國認同,其霸權當然沒有任何合法性可言。若它主要通過傳播其價值觀和創制和操控國際制度發揮國際主導作用,并在一定範圍內、一定程度上提供和平、穩定、安全、繁榮等國際“公共產品”,其霸權就具有某種“合法性”和吸引力。二戰後的美國基本上如此。許多國家尤其是資本主義陣營內的國家(戴高樂法國是例外)把美國視作國際領袖,認為加入美國主導的國際制度體系符合它們的根本利益和價值追求。

  美國霸權吸引力根源於美國獨特生成環境下源於歐洲又異於歐洲的美式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在極其特殊、巧合的歷史機緣和相對有利的國家安全環境中誕生的美國,經過約一個半世紀快速發展,從世界文明邊緣地帶的一個新生弱小民主共和國,崛起為二戰後世界頭號大國,赫然成為世界現代文明的中心、民族國家體系中的“翹楚”和西方世界的領袖,美式自由民主因此聲譽遠播。

  美國霸權是全方位霸權,其吸引力表現在政治、經濟、安全、文化等各領域。在美國政治意識形態影響下,許多國家加入其領導的“自由民主陣營”,信奉美式民主價值觀,走上美式民主道路,而且自詡為“普世人權”的捍衛者的美國對別國人權的強烈關注和“無私”保護贏得了西方媒體和專制獨裁國家反對派的稱贊;以美元霸權為核心的世界經濟體系幫助許多國家實現了經濟恢復與增長,美國經濟長期是世界經濟的引擎,美國長期被視為世界經濟領袖;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全球反恐及其反恐話語權使它一度成為“全球反恐領袖”;美國文化的諸多方面皆令世人趨之若鶩。

  然而,世紀之交曾登峰造極的美國霸權,其吸引力自本世紀初以來不斷下降,終於式微在2021年1月美國罕見的新舊政府非順利交接和美國對史無前例的新冠疫情的糟糕應對之中。特朗普政府把主要精力用於力圖推翻2020年大選結果和給後任者“挖坑”而非抗擊新冠疫情,因而既加劇美國政治極化和社會撕裂,幾乎造成美國政府癱瘓,又導致了美國疫情大災難。尤其令美式自由民主蒙羞的是,拒不認輸的時任總統特朗普煽動支持者於2021年1月6日暴力衝擊國會,甚至拒交“核按鈕”,故他下台後仍被第二次彈劾,這些在美國皆史無前例。 

  二、美國霸權吸引力式微的原因

  世紀之交以來,由於美國肆無忌憚地推行新霸權主義,其霸權的“合法性”和吸引力逐漸喪失。如果說1999年美國對南聯盟78天野蠻轟炸拉開了美國霸權吸引力式微的序幕,那麼伊拉克戰爭、華爾街金融危機和特朗普主義連同美國抗疫失敗就是導致它式微的三部曲。

  第一,伊拉克戰爭使美國霸權的“合法性”和吸引力急劇下降。

  2003年春,美國拋開聯合國,打著反恐反擴散旗號,以兩個捏造的罪名發動伊拉克戰爭,公然用戰爭實施“新帝國”戰略,踐踏國際法原則,嚴重損害了美國國際形象及其霸權的“合法性”。九一一事件後高漲的美利堅民族主義使國內幾乎無人公開反對戰爭或質疑其正當性,美式民主共和國蛻變為對內踐踏人權對外侵略的美利堅帝國。入侵伊拉克凸顯了美國軍事帝國主義的窮兵黷武,剝掉了其“民主霸權”的外衣,激起世界性反美主義,嚴重削弱了美國霸權的“合法性”和吸引力。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事後也痛心地承認“美國的聲譽受到嚴重影響”〔1〕。一向對美國的軟實力和世界“領導”作用有信心的約瑟夫·奈也認為:“世界反美情緒日益高漲,因此美國軟實力——美國政策的合法性及其所體現的價值觀對其他國家產生的吸引力——正在衰落”〔2〕;美國已不能在國際體系中繼續發揮領導作用(至少不能單獨行動),因為它已失去了寶貴的交流媒介——合法地位,這種合法地位主要通過有效的公共外交、積極的多邊主義和一貫遵守法規等行為獲得〔3〕;“美國入侵伊拉克的最終結果是美國的敵人團結在一起,而美國的朋友卻分裂了,民意調查顯示美國在全球的吸引力下降了”〔4〕。布熱津斯基指出:“正是喬治·W·布什在九一一事件後自以為是地采取單邊主義外交政策,在世人的心目中,美國的形象不再是自由女神,而轉為關塔那摩監獄。”〔5〕

  伊拉克戰爭導致美國霸權吸引力劇降,被多次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性民調結果所證實。2003年11月,53%的歐洲人認為美國在世界和平進程中起負作用,祗有27%的人認為美國的作用是積極的。〔6〕2006年美軍深陷伊拉克而伊朗核問題成為國際焦點時,英、法、俄等12國的大多數國民認為美國而非伊朗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歐洲民衆對布什處理國際事務的認同度從2002年的38%下降到2006年的18%。〔7〕從2002年到2006年,強烈的反美主義——無論是民意調查顯示的還是政治游行表現的——在全球隨處可見。〔8〕

  第二,華爾街金融危機展現的美國金融帝國主義的獨斷性、掠奪性、危害性,進一步削弱了美國霸權的“合法性”和吸引力。

  作為美國霸權主要組成部分的美元霸權,是長期以來造成國際經濟關係不平等、世界經濟不平衡發展和周期性動蕩的最大體制性因素。撇開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固有矛盾不談,2008年華爾街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基於美元霸權而不斷膨脹的美國債務經濟和虛擬經濟造成美國經濟社會多重結構性失衡:不斷快速膨脹的虛擬經濟越來越脫離實體經濟、不斷萎縮的中低端製造業越來越滿足不了寅吃卯糧的消費需求、社會總財富急劇膨脹而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等等。建立在美元霸權基礎上的美國經濟過度金融化、虛擬化使美國從世界經濟中的頭號生產者逐漸演變為全球最大寄生蟲,致使國際經濟關係越來越不公平和世界經濟難以可持續發展。長期以花樣翻新的金錢游戲忽悠全球投資者而不受監管的華爾街終於以次貸危機引爆金融危機。危機發生後美聯儲接二連三地實施量化寬鬆政策,既使美國債務負擔大幅稀釋,又使經濟剛恢復的國家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經濟飽受流動性泛濫的危害。隨著美國經濟強勁復蘇,美聯儲又接連收緊貨幣政策,使國際資本從新興經濟體大幅回流美國,致使美國資本市場持續繁榮而許多國家資本市場動蕩甚至崩盤。美國憑藉美元霸權翻雲覆雨,在釀製危機後轉嫁危機,實施以鄰為壑和“薅羊毛”的對外經貿政策,以殺人不見血的方式掠奪別國財富,徹底暴露了美元霸權的危害性。“美元變得不負責任,在很多時候,甚至成了國際公害。”〔9〕後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日益由“良性霸權”(benign hegemony)演變為“掠奪性霸權”(predatory hegemony)〔10〕的美元霸權成了“囂張的特權”〔11〕。總之,“金融危機不僅使美國繼續主導世界事務的能力受損,而且使美國霸權地位的合法性進一步受到質疑。”〔12〕在金融危機影響最嚴重的2009年,美國馬里蘭大學的“全球公衆意見”項目對23個國家和地區的近兩萬人進行的民調結果顯示,66%的世界公衆認為美國濫用其強大國力,逼迫他國按照美國意願行事,祗有26%的人認為,美國能公平對待其他國家。〔13〕2010年5月的一項民調顯示,三分之二的美國人認為美國在國際社會的形象負面,近半數受訪的美國人認為美國的實力和影響力在下降。〔14〕

  第三,特朗普主義與美國日益嚴重的新冠疫情幾乎使美國霸權的“合法性”和吸引力喪失殆盡。

  2017年1月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後就開始實施內外“新政”,結果是撕裂美國、擾亂全球。其“美國優先”的治國理念和反全球化的對外政策主張完全背離美國霸權賴以建立和維持的自由國際主義傳統,被稱為特朗普主義。

  在經貿方面,特朗普以振興製造業、增加就業和消除美國貿易逆差為主要目標。他認為現行國際多邊貿易對美國不利,上台首日就宣布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還揚言退出世界貿易組織。美國曾是國際多邊自貿體制的領導者,但隨著其國際經濟競爭力趨降,它公然反對多邊自貿體制,大搞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單邊主義,挑起全球性貿易戰,從而嚴重傷害了其國際形象。在國際安全方面,特朗普持絕對安全觀和單邊安全觀,大搞太空軍事化,試圖使核武器實戰化,先後退出伊核協議、中導條約、開放天空條約,從而加劇大國競爭和地區局勢緊張,使國際安全形勢嚴重惡化。在氣候環保方面,特朗普以《巴黎協定》損害美國經濟為由宣布退出。這一公然拋棄國際承諾、損害國際社會共同利益的行為被美國前財長薩默斯稱為對全球秩序構成威脅。〔15〕

  可見,特朗普奉行經濟民族主義,輕視外交協商、國際合作與國際責任和道義,致使美國霸權吸引力急劇式微。美國外交史家米德認為:特朗普是“70年來美國人首次選出的與處於美國戰後對外政策核心的政策、觀念和制度都格格不入的總統”。〔16〕英國《衛報》嘲諷道:他上台幾天就立下奇功,即把美國的國際信譽等軟實力資產棄若敝屣。〔17〕英國《金融時報》刊文稱,“特朗普徹底改變了我們關於美國代表什麼的觀念。我們生活在美國締造的時代,而它正在放棄這個世界。”〔18〕特朗普執政僅半年後,2017年7月下旬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在包括美國盟國在內的37個國家超過4萬人中進行的全球性調查顯示,認為特朗普在發揮積極國際作用的人僅有22%。“美國支持率的下跌是普遍的,在拉美、北美、歐洲、亞洲和非洲,對美國持積極看法的公衆的比例均大幅下降。”〔19〕

  特朗普政府對史無前例的新冠疫情的奇葩式應對及其災難性後果,是壓垮美國霸權吸引力的“最後稻草”。

  疫情之初,特朗普反復說疫情離美國很遠。當疫情在美國擴散時,他仍不采取防禦措施。美國取代歐洲成為疫情“震中”後,他卻說聯邦政府抗疫有功。當美國感染和死亡人數仍遙遙領先時,他下令經濟重啓、學校開學并啓動競選活動。他在7月4日獨立紀念活動上毫無根據地說99%的新冠病例無害,再次稱新冠病毒會自動消失。特朗普拒絕下令全民戴口罩,竟說注射消毒液也許有用。當美國疫情幾近失控從而嚴重影響其民意支持度時,特朗普說美國感染人數多是因為檢測速度太快,竟掩耳盜鈴式地呼籲各州放慢檢測速度。美國副總統彭斯甚至說:美國檢測能力強導致感染人數多是令人鼓舞的,易康復的年輕人感染增多是好消息。到11月大選前夕,特朗普政府對已失控的疫情放任不管,甚至鼓勵感恩節聚會,終致災難性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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