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是日本自衛隊軍國主義陰魂不散，并大力發展軍備。安倍政權正在為軍事集團幹政解禁，主要措施是修改“自衛隊法”、“防衛省設置法”，廢除執行60多年的“文官統制”。雖然現時還不敢打出軍國主義的旗號，但自衛隊韜光養晦、臥薪嘗膽，幾十年磨一劍，發展了東北亞最強的軍事力量。去年有一百多名軍官身著軍裝參拜靖國神社，明目張膽地違反“和平憲法”關於政教分離的原則。多年來，自衛隊員“主動”打掃靖國神社院落，防衛大學每年都組織學員到靖國神社“夜間行軍”。海上自衛隊出海前都要祭拜神社，相當於我國漁民出海前祭拜媽祖。這些“組織”和“個人”行為，說明日本自衛隊在進行軍國主義傳統教育，為新軍國主義勢力掌控軍隊做思想觀念的准備。在具體行動上，向衝繩、宮古、石垣等島嶼增派或新派常備部隊，部署防空和反艦導彈，加速西南島嶼“要塞化”，妄圖在必要時封閉宮古海峽，進而封鎖第一島鏈。其矛頭完全是針對中國的。
日本科技、工業基礎雄厚，“二戰”時就能制造先進戰機和航母等。當前日本在航空、航天、船舶、化工、電子、機械領域門類齊全，能生產世界先進武器，一旦打破“武器出口三原則”限制，將占領世界航天市場的1/4，軍用電子市場的1/2。日本正在向澳大利亞推銷蒼龍級潛艇，與印度的軍工合作也在緊鑼密鼓中。這像是一個“和平國家”所為嗎？有一點“和平痴呆症”的意思嗎？反倒是我們有一些人可能患上了“和平痴呆症”，對軍國主義複活視而不見，麻木不仁。
日本當下正在複活軍國主義，決不是如朱峰所言是個“偽命題”，而是確有研究和警惕的必要。筆者認為新軍國主義在當下的泛起，有這樣幾個因素：
一是日本民衆趨向全面右傾保守，新軍國主義有萌發的土壤氣候。戰後近70年來，在“和平憲法”的約束下，日本上下秉持和平主義，視界主要向內，埋頭發展經濟，從戰後凋敝破敗的經濟很快發展成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按照“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日本依據本身經濟大國的地位，在沒有充分反省侵略戰爭的前提下，必然謀求政治大國的地位，相應地軍事大國是政治大國的必備條件。日本經過近70 年發展，不僅經濟搞上去了，而且人也換了兩三代。如果70年前一個剛懂事的15歲少年，到今年已是85歲高齡的老人，可以說日本戰後的兩三代人，對戰爭是沒有記憶的，他們受到的教育是被原子彈轟炸的悲情，是戰爭的“受害國”和“受害人”。“和平憲法”一方面是規正日本和平發展道路，一方面對日本來說是一種“非正常國家”的束縛，日本的“愛國主義”者會感到是一種“恥辱”。三人觀點認為，“中國民衆的潛意識中存在著對日本的高度疑慮、警覺、敏感與不信任感，這是民族生存的自然本能反應，我們有些人往往還是根據過去時代形成的刻板印象來看待日本”，“從甲午戰爭以後百年的歷史看，中日之間的惡性雙向互動是有歷史之鑒的。”這一觀點完全顛倒了因果關系，也完全顛倒了歷史事實。中華民族是寬厚仁義的 ，中國民衆對日本的反感，完全是日本百多年來對中國侵略和始終拒不認錯導致的。哪裡是什麼“互動”？中國有對日本侵略嗎？有屠戮了3200萬日本人嗎？筆者在青少年時代，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代領導人大力倡導對日友好，在中日還沒有外交關系情況下，邀請大批日本民間人士訪華。筆者至今猶記上世紀六十年代日本青年訪華，在南京玄武湖與日本青年聯歡的情景，沉浸在“中日友好，一衣帶水”的情感中。鄧小平訪問日本，參觀新幹綫，我們為中日建交歡呼，并對日本為中國提供貸款和成套設備心存感激之情。中華民族并不記仇，“二戰”後國民黨政府放棄對日本的戰爭賠償，共產黨執政後也認可這一決定。筆者從小生活在南京，居然在青少年時代就沒有聽說過南京大屠殺!何來中國民衆對日本“過去時代形成的刻板印象”？幾十年來，日本教科書對“南京大屠殺”的淡化甚至是否認，對慰安婦的全盤否認，對中國人和各國戰俘的活體解剖，對中國的細菌戰的否認，對遺留在中國各地“化武”銷毀的怠慢，對靖國神社中戰犯的祭拜，對釣魚島的“國有化”等等這一切日本對中國的“惡性互動”，欲蓋彌彰、死不認錯，才引起中國民衆“對日本的焦慮、警覺、敏感與不信任感”。日本戰後這兩三代人只有對侵略戰爭的集體失憶，對國際社會對待日本“不公正”的委屈，以“受害國”和“受害人”的身份對原子彈悲情年複一年的回味。日本大多數國民已然右傾保守，這是更加右傾的安倍政權上台的社會基礎。盡管一些有識之士和少量民衆保持了清醒頭腦，深知戰後“和平憲法”規正的和平道路給日本帶來政治上、社會上的安定和經濟上的巨大紅利，但他們的呼喊已經被淹沒在整個社會右傾保守的大潮中。日本萌發新軍國主義的氣候土壤條件逐步成熟了。三人觀點說民調顯示日本只有11%的人願意上前綫打仗。這只能說明是日本70年和平發展的紅利，是“和平憲法”的功勞，不代表日本不具備戰爭動員能力。日本當下就有52%的民衆支持日本到域外的南海巡航，這還是未對民衆進行動員的情況下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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