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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給予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議最高禮遇 |
中評社香港11月6日電／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議到來之際，北京給予最高禮遇，放假限行並用，久違的北京藍天甚至被網絡戲稱為“APEC藍”；與此同時，中國社交媒體以及資本市場則因為“中國馬歇爾計劃”而躁動不安，甚至有國內券商報告樂觀表示這一計劃直接涉及上千億美元對外投資，間接效應更是不可限量。
英國《金融時報》11月6日載文《中國版馬歇爾計劃能走多遠?》，文章說，不知是幡動風動抑或心動，這一計劃目前並無官方說明，出台時間難言靠譜，不過提前討論也有必要，那麼中國版馬歇爾計劃的可行性以及持久性如何？所謂中國版馬歇爾計劃，理論界其實已經提出過不止一次，無論是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還是中國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都曾提出類似設想。林毅夫為FT中文網撰稿《呼籲全球結構轉型基金》一文中表示投資於能夠提高生產力的基礎設施項目，對創造國內外的經濟增長和就業機會至關重要，對發展中國家促進經濟轉型發揮重要作用。
按照許善達的設想，中國可以用五千億美元的規模建立“和諧世界計劃”基金，其中含一千億美元或其他外匯規模及三萬億人民幣。該基金向發展中國家（其政府）提供低息貸款用於借款國的基礎設施建設，而項目建設和采購要在中國企業中進行。
目前支持派基本思路差不多，認為“馬歇爾計劃”在“二戰”以後不僅促使歐洲複興，也讓美國從中大大受益。從經濟角度考慮，中國面臨的形勢與“二戰”後美國相似，即產能大量過剩、國際儲備充沛。如果順利實施，該計劃可以達到消化國內過剩產能以及人民幣國際化的兩大目的。
歷史是否總敲兩次門？回顧過去，美國馬歇爾計劃有其特定背景。二十世紀初期，歐洲尤其是西歐仍舊在世界經濟之巔，美國只是國際市場的新興玩家，隨著兩次世界大戰，歐洲經濟陷入困境，城市飽受戰火摧毀，民衆瀕於貧困，此時美國國際地位則顯著提升，因此以官方名義制定了歐洲複興計劃，並且當時國務卿馬歇爾名義命名為“馬歇爾計劃”。這一計劃1947年啓動，持續了四財年，西歐各國接受援助合計130億美元，占當時美國年度GDP二十分之一。以今天價格比較，這筆援助可謂巨款，這一計劃不僅使得西歐經濟重新崛起，而且促進了西歐各國一體化，從政治角度而言，加強了美國以及歐洲的盟友關系，改變了戰後的世界格局。
那麼，中國版馬歇爾計劃能否複制上述成功？夢想美好，現實殘酷。這個看似一石二鳥的設想中，阿喀琉斯之踵在於投資回報率沒有保障。剛剛委內瑞拉對中國違約為類似的外援或外債敲了一個警鐘，該國不僅不再向中國出口33萬桶石油以償還貸款，而且中國貸款期限面臨無限期延長的可能性。並非中國不夠精明，類似失足還有許多國際機構，過去數十年的無數案例早已昭示，在不發達國家進行項目投資風險巨大，很高比例的投資以失敗告終。失敗的原因有很多，具體到每個項目也各不相同，但從運行機制上理解，往往可以歸結以下兩點原因。
第一，在不發達國家進行項目投資離不開借助當地政府，而當地政府對外來資金的使用遵循自己的運行規則。政治學研究以及現實政治的都已經表明，很多時候，當地政府首先關心政府官員、特殊利益集團的利益，對資金的使用不是按照經濟合理性而是按照政治邏輯分配，從而很難保障項目的順利推進與盈利。對於這一點，外國政府與組織能夠施加的影響力極為有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