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大陸這一邊，同樣也有許多“八二三砲戰”的遺址，而且也維護得很好，成為內地遊客到廈門等地旅遊時的“必遊之地”。被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賀龍、陳毅稱讚為“英雄三島”的大嶝島，小嶝島及角嶼島，是當年“炮戰”的主要炮陣地，也是國民黨軍隊的主要炮擊點。現在，昔日的戰爭遺址，已成為寶貴的旅遊資源，解放軍的前線廣播站，也改建為“英雄三島戰地觀光園”，成為全國唯一的一座面向金門，以統一祖國大業為主題，以戰地觀光教學為內容，融愛國主義教育、國防教育、科普教育、休閑娛樂為一體的多功能教育基地和旅遊勝地。當然，聞名於世的“戰地大喇叭”，就成了最主要的景點。這具被稱為“世界最大軍事廣播喇叭”的大喇叭，號筒長達五公尺，最大口徑二點八六米，最小口徑零點二六米，以鉛鋁鑄成，重達一噸，有效傳聲距離可達十二公里，是當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對相距六公里的金門島進行廣播宣傳的主要工具。習近平主席在擔任廈門市政府常務副市長時，曾對將當年砲戰遺址改建為旅遊勝地作出重要指示。現在，當年解放軍重點砲兵陣地何厝，現在已不再是國防禁區，也不再是荒涼郊野，而是被喻為“世界最長酒店”的國際會展酒店，廣迎世界各地嘉賓，台灣同胞更是酒店的主要客人，更是“海峽論壇”的主會場。門前三十萬平方米的和平廣場，當地居民及外來遊客放飛的風箏，也已代替了昔日的“空飄”氣球。寬敞美麗的環島路，貫穿了昔日炮火連天的廈門島東部。“一國兩制統一中國”的巨大標語牌，昂然面對著對岸的大、小金門島，呈現了“鑄劍為犁”的祥和美景。
台灣當局“文化部”的前身“行政院文建會”自二零零二年起，每年都舉行一系列的文化論壇“世界遺產系列講座”，邀請相關專業人員及學者專家發表研究報告或論文，甄選台灣地區可以申報《世界遺產名錄》的項目，已經研擬出十八個可以“申遺”的項目。每年還隆而重之地將當年的研究成果印製成精美的專輯，寄發各研究單位，當然也寄發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世界遺產委員會。在這十八個具有“申遺”潛質的項目中，其中一項是“金門戰地文化”及“馬祖戰地文化”。但由於台灣地區並非是聯合國的成員體，無法直接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申報《世界遺產名錄》。
由此，我們可以思考利用廈門市及其周邊地區的戰地遺跡，與台灣地區的金門縣的砲戰遺址一道，以《廈金和平公園》的名義，由中國政府出面，兩岸有關民間團體攜手合作，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這種化劍為犁、化干戈為玉帛的典例，對正在為處處發生局部戰爭而焦慮的全世界人民，具有巨大的示範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這將能彰顯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台灣地區要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必須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進行。
根據《世界遺產公約》對評定《世界文化遺產》的六條標準中的“與具特殊普遍意義的事件有直接或實質聯繫”，並不一定是人類的偉大創造、偉大貢獻。人類的災難、戰爭、罪惡的遺跡等，都可以在這一條標準下歸《世界遺產名錄》的紀錄之中。一些遺產不幸與戰產生了關係，因而戰爭就是談及遺產不可迴避的問題。戰爭與遺產的關係體現方式不盡相同，有戰爭對遺產的破壞，有為戰爭服務的，都見證一段歷史。所有的世界遺產項都是對一種價值的確認和詮釋。而通過“負面世界遺產”（對抗、戰爭、悲劇）走向“正面世界遺產”普世價值（和解、和平、喜劇）的教育示範與啟示作用，代表人類追求和平共存的普世價值，符合《世界遺產登錄標準》第三項。
實際上，在“世界遺產”中，直接標誌自由、解放與人權的遺產項，無疑是在用特殊的筆墨書寫和平的篇章。比如，非洲塞內加爾的那座以販賣黑奴的罪惡而出名的戈雷島、日本的原子彈爆炸地廣島、伊朗的波斯波利斯、波蘭的“奧斯維辛集中營”、伊拉克的“哈特拉”和亞述古城（謝爾卡特堡）等，都是而通過“負命題”的方法，達到譜寫光明的和平文化篇章的終極目標。
其實，以“申遺”的手法凸顯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還有另一個不錯的項目，就是將大陸福建省漳州市的濱海火山國家地質公園，與台灣地區澎湖群島呈六角柱或多角柱的玄武岩地貌，及香港特區“新界”西貢東部一排排整齊豎立的巨大六方形石柱及石牆，捆綁在一起，以“閩港台柱狀節理地貌”的名義，申請《世界自然遺產》。這個項目，也可消除香港特區至今尚未有“世界遺產”項目的遺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