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也沒有想到，寺中一片燦然，桃花剛剛盛開。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春色滿枝頭。
當天，白居易揮毫寫就《草堂記》《游大林寺序》，隨口吟出的《大林寺桃花》，竟成千古流傳的絕句：
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
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從此，廬山的春天因這首詩而顯得更加嫵媚。
如果說，這次山行讓白居易發現了春天是一個意外，那麼，他寫作的春天再度來臨，則是一種必然。
謫居潯陽，是白居易仕途極為特殊的經歷，也是他人生的轉折期、藝術的分水嶺。他敞開心胸，審視人生際遇；他放寬視野，盤點千古文章。他檢點書箱，編撰文集，深刻剖析自己的生平取舍、文學傾向，凝成文論《與元九書》，論詩道之“理”首在“美刺比興”，“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他提出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乃為後世圭臬。白居易本來就是個多產的詩人，蘇軾曾言“樂天長短三千首”。唐朝三大詩人，存詩者，李白900餘首，杜甫1400餘首，而白居易則留下詩作近2800首，是唐朝存詩最多的詩人，僅在遭貶的這五年，即有詩文370餘篇。
潯陽五年，白居易走出了精神的低穀，人們重又看到一個立於高峰、意氣昂揚的白樂天。
俊傑之所以是俊傑，就因為他能在人生的春天似乎已經消失的時候，發現並重新擁有春天。
多少年來，我總會在關於江南的夢里見到白居易，那個著青衫的詩人，悄然無息地踱步於潯陽的山水之間。他美麗的憂傷，在詩行里融化。把淩亂的心緒，叠成一樹桃花，撐起詩里的旖旎。我曾沿著他走過的山道，尋找他的身影，諦聽他的足音。他一揚起寬大的衣袖，便揮灑出萬丈詩情，桃花一般爛漫的心，開滿希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