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心懷惡意的未成年人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地實施犯罪，其實是把國家法律對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的特殊政策，當成自己犯罪的護身符，也違背了國家相關立法的初衷。其一旦涉嫌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等罪名且具備特定的嚴重情節，往往能體現出較大的社會危害性，也與一般公眾的期待相背離，甚至引起較大的民憤。誠如知名律師曾慶鴻所指出的：“結合最高法的通報，年齡已不再是未成年人犯罪的‘保護傘’，我們的認知觀念要有一個重大轉變，別再拿‘小孩子不懂’當作免刑牌”。
長期以來，我們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一直實施 “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方針，但在現實中卻往往表現出刑罰懲戒不足、矯治失之虛化，導致未成年人違法後處於無人或無力監管、矯治落空狀態，最終造成惡果、構成犯罪。其實，依法嚴肅懲戒未成年人犯罪也是一種教育，有助於其認清法律的嚴肅性，避免因為個別“輕判”而造成的“破窗效應”。誠如最高法所強調的，審判既要成為對失足未成年人懲戒處罰的公堂，又應作為挽救教育的案例。處罰上堅持“寬容但不縱容”，對於主觀惡性深、危害嚴重、特別是屢教不改的，該懲處的依法懲處，發揮警示教育作用，還被害人以公平，示社會以公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