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榮生表示，人工智能的發展首先需要政策、資源與技術支持，許多領域的人工智能“培育”都缺乏相關支持；其次需要國家之間開展合作，但目前許多國際合作受制於地緣政治等多種因素，人工智能的發展受到遏制；第三，人工智能發展受制於文化特性，比如ChatGPT所給出的答案就更符合英文語境，這樣一來以單一國家力量發展人工智能可能增加全球人工智能發展的不平衡，也就是數據鴻溝。而上述問題的解決則需要將資金與市場精準銜接，並廣泛開展國際合作。
聯合國前副秘書長、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前執行主任埃裡克·索爾海姆近日表示，當前世界需要針對人工智能開展全球合作，這需要中國、美國和歐洲國家等大國密切合作，制定合理法規，從而把握新技術帶來的機遇，並從中獲益。
如何應對風險？
人工智能降低了生產成本、提高了生產效率，為多個行業的新業態打開了大門。雖然提高了效率，但運用人工智能，造成的問題和風險卻不少。
英國《自然》周刊在2023年對科學工作者開展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30%的受訪者承認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幫助寫稿。美國《大眾科學》月刊網站指出，由於不少研究人員依賴人工智能工具，許多專業期刊中充斥著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的“胡言亂語”，許多文章使用人工智能的痕跡明顯。
朱榮生認為，人工智能引發的社會問題蔓延速度較快、範圍較廣，這一技術不斷加劇涉及版權法、著作權、隱私權等法律問題的複雜程度，因此適用於新技術的道德邊界和法律規範呼之欲出。
“人工智能時代是一個風險與機遇並存的時代，這一技術給人類社會和命運帶來的不確定性或許遠大於確定性。”朱榮生說，“面對這一不可阻擋的浪潮，我們需要在人工智能熱潮中保持冷靜和審慎的思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