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過去了，歲月把張藝謀變成看起來更圓融的老人，對比《秋菊打官司》撲面而來的倔強、堅硬的氣質，《第二十條》顯然刻意渲染了喜劇的調和感。看起來很慫的雷佳音扮演的男主角，一出場就是做和事佬，因為“不能再激化當事人的情緒了”。檢察官韓明從郊縣到市檢察院掛職，他出場時不像他的同事們那樣一絲不苟地穿著公職人員的制服，他是一身便服從“討說法”的人群中走向檢察官們那邊，然後以檢察官的身份提出“司法援助”的緩和方案。影片處心積慮地設置了這個開場，從一開始，韓明就如同奔波在“法”和“人”之間的擺渡人。
韓明對“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和“沉著冷靜的理性法”有清晰的認知，時而將心比心、時而左右逢源地在兩者之間活動，同時為兩個陣營做象徵層面的“按摩”。電影裡耐人尋味且充滿信息量的細節出現在韓明“區別對待”了不服判決的公交車司機和他自己的兒子。見義勇為的公交車司機不服判決，韓明同情他的遭遇，但認為在當時的法律框架下已“盡力而為”，他為了說服對方，拿出事發當場的監控錄像逐幀地“按法律條文分析”。當韓明的兒子因為打傷校霸而陷入“道歉還是不道歉”的家庭爭議時，這個孩子的處境幾乎是重演了公交車司機的遭遇，如果理性地就事論事，檢察官父親完全可以套用按部就班的法條分析。但是他沒有，他用心良苦地陪兒子打牌，循循善誘地用撲克牌來比喻孩子的處境，他其實很清楚白紙黑字的法條難以覆蓋人的情境。
《第二十條》除了片尾的那場聽證會，專業主義的司法交鋒幾乎沒有正面出現，即便韓明分析視頻畫面，對公交車司機解釋“判罰合理”，也像是老娘舅調解時的息事寧人。電影看似去精英化地保持和“專業”的距離，看起來很不“職場”，忠實於生活本身，這反而成就了它的專業之心。因為，生活是一切的土壤，規制眾生的法律必要面對矛盾重重的人間經驗才具有意義。
就這一點而言，拍出《第二十條》的張藝謀又何嘗不是和電影塑造的韓明有些相似呢？他們都是擅於活絡在剛性的法理和一言難盡的人情之間的“按摩師”。
（來源：文匯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