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來怎麼看待中美關係的問題上，我認為可以用三個“一”來概括：一個中短期的風險、一個合作的機遇和一個第三方因素。
一個中短期的風險是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這是考慮下一階段中美關係繞不過去的問題。大選對中國議題的炒作必然會在明年對兩國關係造成某種程度的衝擊，大選結果也會對中美關係產生更加深遠的影響。如果是民主黨繼續執政，拜登政府會進一步完善對華戰略競爭的系統框架。拜登上任以來，一方面著力投資本國，加大和中國在經濟領域，包括晶片、關鍵礦產、高科技優勢領域展開競爭，試圖繼續獲取超越性的優勢，鞏固自身的領導地位，遏制中國崛起的外部供給和內部蓄力，另一方面卻在框架有限的合作議題，如氣候、芬太尼、人工智能領域對華接觸。如果民主黨繼續執政，上述政策的基本走向不會改變，但是邏輯鏈和聯繫會更加緊密。特別是此前被烏克蘭危機和巴以衝突影響而沒有能夠構築的民主聯盟可能被細化和完善，增加第三方選邊站的壓力。總體看，民主黨繼續執政對中美關係衝擊相對較小，雙方在禁毒、軍方對話以及人工智能合作方面還是存在充足的共同利益，能夠穩定雙邊關係。
如果共和黨人成功當選美國總統，大概率是特朗普，相較於延續對華政策的系統性、完善政策框架而言，共和黨的對華政策可能更多傾向於點和點之間的博弈。一是投身內需的同時會強化對中國威脅的渲染，結合美國內部的困境與中國展開博弈。比如共和黨可能會在教育、犯罪以及科技等問題展開延伸，包括限制中國學生在美數量，炒作中國企業在美滲透影響力等等議題。此外，共和黨目前掌握眾議院多數，可以看到整個眾議院對華負面認知在加強，包括部分極右議員宣稱要對華為、中興國際展開全面制裁，一旦共和黨候選人贏得大選，中美關係尤其是科技領域的關係將受到較大衝擊。二是可能會以更加強硬的態度和拜登政府所謂的對華軟弱形象做區隔，對華增設一些新的風險博弈點。在人工智能、軍用科技甚至金融合作、投資建廠等領域構建更多壁壘，可能會出現以極端對華政策提案安撫共和黨內部右翼保守人士的情況，也會為中美關係帶來更多的不穩定和衝擊。三是中美之間現有溝通管道存續面臨變數，就特朗普等極端的共和黨候選人政策主張而言，目前並沒有人提出要拓展中美磋商交流深度和廣度的議案政策。但是在美國地方層面，仍然有一些人士還是比較理性的，這也意味著中美合作可能很難在聯邦層面獲得更多推動力，交流溝通的積極力量或將更多下沉到地方。
很久之前，基辛格博士就對人工智能高度關注。在不久前，他和格雷厄姆·埃里森在《外交事務》上撰文建議中美要在人工智能領域共同合作，已經有部分建議落實了。目前看，儘管中國更強調發展上的安全，與美國強調的軍事安全不同，但是雙方在人工智能領域仍然有挖潛空間，人工智能也可能成為繼氣候變化之後雙方另一個在全球治理層面的合作機遇。中美已經在人工智能發展的基本原則、倫理規範、標準、風險評估、國際合作方面有一些共識，但是在發展理念、價值觀、技術合作的結合以及人工智能的利用方面仍然存在分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