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口大開，滑入犯罪深淵
一心為“錢程”的張海，於2006年通過考試進入重慶市規劃局。2009年4月，張海被調整到重慶市規劃局渝北區分局，在負責全區建築項目規劃許可審批的規劃編制管理科工作，手握建設項目“三書一證”的初審、辦理等實權，影響著大量建設項目的有無、進度和結果。
“規劃工作政策性、專業性強，因為具有審批權，我們自然成為‘強勢部門’，不管是國有平台公司，還是私營房地產開發企業，都得‘乖乖聽話’，任由安排和差遣。”張海回憶，實現了返回中心城區和在“實權”部門工作“雙重願望”，當時的他頗感得意。此後，他對收受紅包禮金變得習以為常。
彼時的渝北作為重慶中心城區向北開發開放的“橋頭堡”和兩江新區開發建設的前沿陣地，規劃建設項目多。看到商人老板從自己經手的規劃建設項目中賺得盆滿鉢滿，張海不再滿足於收點紅包禮金，也想收點“坨坨錢”。據張海交代，當某國企領導羅某（已另案處理）告訴他，某地產公司為了一地塊項目，願意出錢進行活動申請調整規劃指標，他毫不猶豫就答應幫忙，並利用地塊項目所在片區有大規模調整規劃作掩護，在提高容積率、移除公共設施等調整規劃方面為該公司提供幫助，事後收受現金20萬元。不費吹灰之力就得到20萬元，讓張海沾上了權錢交易的“癮”。此後，他多次利用職務便利，在規劃初審、規劃調整等方面為他人提供幫助，收受賄賂。
張海不止“坐等收”，還主動“出去找”，利用自己作為規劃項目管理者、掌握規劃項目信息的優勢，想著法子、變著花樣將規劃項目信息做成“無本生意”，將手中權力及時“變現”。一方面，對簡單的項目以他人名義承接、自己做，既當承接業務的“運動員”，又當審批審核的“裁判員”；另一方面，對複雜、周期長的項目，“介紹”給別人做並為其站台、幫助其順利過審，從中收取“好處費”。
2014年，張海以某建築工程咨詢公司名義承接某單位建築設計概念性方案編制業務，獲取業務費9.7萬元；2016年至2019年，張海通過打招呼等方式，為葉某負責的公司進入渝北區鄉村規劃項目公司候選庫、承接規劃項目提供幫助，4次收受“好處費”共計23萬元……幾年間，張海通過自己“做業務”獲利10萬餘元，給別人“介紹業務”拿到“好處費”150餘萬元。
張海不是不知道收“坨坨錢”是違法犯罪，但價值觀極度扭曲的他，膽子像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大，贓款越收越多，逐漸滑向違法犯罪的深淵。
不知悔改，致使錯上加錯
隨著全面從嚴治黨不斷向縱深推進，反腐敗工作力度持續加大，張海感受到了高壓態勢帶來的壓力和畏懼，整天提心吊膽，唯恐事情敗露，自己成為“典型案例”的一分子。
“我知道規劃自然資源局是重要部門、業務科室的科長是關鍵崗位，時刻處在監督的聚光燈下，自己多幹一天就多一分危險。”張海交代道，後來他主動申請去區屬國企工作，想以這種方式與給自己送錢的商人老板斷了來往，以此逃避組織監督。
張海還錯誤地認為，黨員幹部違紀違法，如果還在崗位上，被查的可能性比較大，如果不在崗位了，風險就會大大降低，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違紀違法事實也會被慢慢“抹掉”，只要盡早提前“換道”，就可以隱藏自己在規劃部門的違紀違法行為，實現“平安著陸”。
但貪欲之門一旦打開，就如決堤的洪水，再遏制就難了。2021年2月，張海調任重慶臨空文化旅遊發展有限公司黨委委員、副總經理。到新崗位工作不久，習慣了撈錢的張海，就迅速把此前想與商人老板斷了來往的想法拋之腦後，在負責的文旅項目上動起了歪腦筋，靠企吃企。他先是利用分管公司項目招投標的職務便利，幫助其表哥周某聯繫的公司承接自己所在公司實施的某酒店裝修設計項目，周某得到“介紹費”10萬元，送給張海6萬元。嘗到甜頭後，張海又依葫蘆畫瓢，主動聯繫以前的“熟人”黃某等人，為其提供項目信息、幫助其承接公司項目，從中收取“好處費”、高檔白酒和購物卡。
留置期間，張海聲淚俱下地向辦案人員懺悔：“我以為不在關鍵崗位，組織就會放鬆對我的監督，那些違紀違法行為也會慢慢被‘遺忘’，事實證明，任何違紀違法事實，只要發生了就永遠抹不掉。”
“換道”不是違紀違法者逃避懲處的“隔離墻”，無論行為多隱蔽、手段多“高明”，都衹有一種結果：伸手必被捉。
心存僥幸，終是“黃粱一夢”
“收到第一筆‘坨坨錢’20萬元後，我不敢拿出去用，一直放在家裡感覺也不安全，就假意約表哥周某一起看車。交易當天，我借口有工作安排，把現金給表哥，讓他先把車買了再過戶給我。事後，我以各種理由拖著不辦理過戶，這樣我就不用解釋收入來源了。”張海交代，此後收到的現金他陸續交給同學賴某、表哥周某等人代管，為了更“保險”，還將相關資金轉移至以賴某、周某名義開設的股票賬戶，實際由張海操作。
收錢只收現金、只收幾個信得過的老板，收到的錢交給他人保管、存入以他人名義開設的股票賬戶炒股，張海認為資金不在自己名下就無據可查，“交易圈”控制得很小就不會被發現。他沉浸在自己建立的“防火墻”可靠、“隔離帶”管用的美夢之中，甚至在交往密切人員接連被查處時，仍然僥幸地認為自己能“過關”，一次次錯過了主動向組織坦白、減輕自己罪責的機會。
2022年，與張海有不正當經濟往來的羅某被渝北區紀委監委採取留置措施。“那段時間裡，我感到十分惶恐，整天精神恍惚，整晚整晚失眠，一個多月瘦了20斤。”張海回憶說，面對領導問自己怎麼瘦了，只好用減肥來搪塞；面對同事說自己臉色不好，衹有用手術還沒完全恢復來應付。此後幾個月，組織沒有找張海談話，他以為自己“過關了”。
2022年8月，羅某的同事餘某告訴張海，自己“有事”，已經向區紀委監委主動交代了。此時，張海依舊心存僥幸。他僅僅感嘆餘某的勇氣，卻沒想著自己應該主動向組織說清問題。
2022年9月，渝北對區屬國企進行改革，張海的工作崗位由國企副總經理調整到項目指揮部任副指揮長。他錯誤地認為，這應該就是組織的最終處理，並沒有把崗位調整看作是組織的提醒警示，再次錯過了向組織坦白的機會。
“僥幸心理、自欺欺人，讓我一次次幻想自己能‘過關’，一次次錯過了向組織坦白的機會，最終害了自己。”當反腐利劍刺破他的幻想時，張海為自己編織的美夢也隨之破碎，留下的是淚水交織的悔恨和對組織、對家人的無盡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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