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9月20日電／一
繼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之後，黨的二十大報告又進一步強調，“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在融合前冠以“深度”二字，旨在強調融合不僅是單純的技術擴散和應用，而且是生產方式、商業模式和產業生態的重構，是依托數字技術基礎重構經濟體系，在“怎樣生產，用什麼生產”的層次上定義國民經濟活動的內涵。強調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則凸顯了數字產業的開放性和全球分工特徵。當前，作為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正在成為全球技術和經濟競爭的焦點。錯失數字技術革命機遇，就難以賦予經濟體系以現代化的意蘊。
如同蒸汽時代既改造手工作坊又產生蒸汽船、蒸汽機車和無數新的商業機會，電氣化時代既重構蒸汽時代的製造業同時也發展出化學工業、內燃機等新的產業一樣，通過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重構既有經濟體系，是一個複雜又漫長的創造性破壞過程。雖然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會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培育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但作為一個新結構的生成過程，在帶來產業升級紅利的同時也不可避免會產生破壞效應。正如法國經濟學家阿吉翁指出的那樣，創造性破壞意味著新的創新讓以往的創新變得過時，創造性破壞所帶來的增長是新舊勢力之間永恒鬥爭的舞台。當前，中國的數字經濟發展正在進入生產方式重構和產業體系調整的關鍵時期，對這一過程中的創造性破壞的特徵和難點應有充分認識和預案。
二
在新的技術浪潮重構原有經濟體系的過程中，創造性效應直接體現為新分工、新部門、新業態的創造，以及未開發利用的資源被挖掘、利用和優化配置等方面，破壞性效應則體現為舊的分工、部門、業態被替代、轉化，以及曾經的可用要素、可用資源的去價值化、去市場化等方面。由於新舊替代和結構轉換是一個長期過程，在不同時間段內所觀察和測度到的熊彼特創造性比率（Schumpeter's creativity ratio，SCR），即扣除破壞效應之後的淨創造效應占創造性效應的比值，也存在很大差異。新創生部門的規模，以及新創生部門對傳統部門的替代、破壞和補償，最終決定了淨創造效應。儘管從長期看，創造性破壞是經濟發展的引擎，它意味著可以用更少投入獲得更多產出，用更少勞動、更豐富的勞動資料、更廣泛的勞動對象產出更多使用價值，從而帶來國民財富的增長。但被替換或被破壞的部門，在宏觀指標上，從增加值到就業，都會成為一種扣除，成為技術進步必須付出的社會成本。
顯而易見，從理論上看，衹有達到創造性足夠大破壞性足夠小，才能獲得足夠大的淨創造效應。但創造性破壞發生在不斷變化的背景下，並非一個線性的展開過程，這就使創造性破壞效應具有歷史特定性。比如，在瘟疫、戰爭等特定因素衝擊下產生的衰退，會進一步放大破壞性效應；在新技術的成熟度不夠，以及互補性技術系統在規模和適用性上沒有形成足夠強大的協同“共振”前，創造性效應就沒有那麼強。蒸汽機產生之後的歷次技術浪潮，由於技術系統日漸複雜，通用技術的擴散所歷經的時間越來越長，顯現出“潛在的結構重組價值越深遠，技術的最初發明與其全面影響展現之間的時滯就越長”的特點。在制度層面，如果對破壞性效應的應對措施不及時、不精準，也會導致局部的破壞性效應演變為一場系統危機；對創新缺乏有效的制度支持，例如系統的產權保護制度、完善的投融資體系等，就會抑制創造性效應的釋放。
三
在經歷了計算機化、互聯網化、移動互聯網化數個階段之後，數字技術在數據采集、生成、存儲、計算和傳輸等環節均取得了對應的技術進步，開始進入萬物互聯的智能化時代。不僅中國，而且先發工業化國家，從製造業到農業，從生產性服務業到生活性服務業，數實融合都正在普遍發生。在這一過程中，不同技術基礎、發展階段的國家，所經歷的數字技術的創造性破壞效應，在程度、範圍和進程上存在明顯差異。
早期的計算機化儘管實現了算力和信息存儲的巨大進步，完成了工場的辦公室化，但單一的計算機技術並未獲得多部門的正反饋支持，創造性效應的發生範圍和力度都有限。而在計算機實現從電子管、晶體管到集成電路和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的技術進化路徑中，快速迭代反而使計算機產業不斷出現“自我消滅”。這也是1987年索洛提出“索洛悖論”（也稱“生產率悖論”，即“到處都看得見計算機，就是在生產率統計中卻看不見計算機”)的主要原因之一。儘管如此，諸如IBM、蘋果電腦和微軟等企業在計算機化時代的崛起，依然為後續的數字技術創新奠定了先發優勢。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中國的計算機化更多是在改革開放後完成的“補課”。在告別短缺經濟的過程中，計算機化的展開過程並沒有多少可資破壞的產業對象和商業模式，反而通過數量極少的企業體現出了信息時代強大的創造性效應。
20世紀90年代後期興起的互聯網化階段，中國和西方發達國家經歷了完全不一樣的創造性破壞效應。對於西方先發工業化國家而言，微電子化技術的發展提高了生產組件和生產設備的模塊化程度，互聯網的興起又使信息連接和傳輸突破了空間和地域限制，使企業可以通過數字技術實現對生產鏈和供應鏈的監督、控制和管理，從而生產可以按成本原則在全球範圍進行環節拆解，這直接導致了工廠全球化時代的到來。而對於這一時期接入互聯網的中國而言，被替代和破壞的“舊”產業部門相當有限，但主動開放融入世界分工體系卻帶來了明顯的創造性效應，表現為沿海地區的產業園區、不斷增長的對外貿易、日益完善的產業鏈和供應鏈、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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