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波便是當前正在發生的芬太尼濫用。近年來，芬太尼類物質在美國癮君子群體中越來越流行。美國疾控中心數據顯示，從2021年8月至2022年8月，藥物過量使用奪去超過10萬人的生命，其中約三分之二由以芬太尼為主的阿片類藥物造成。
回顧上述三波濫用潮不難發現，被濫用藥物的成癮性一次比一次更強。而每一波濫用潮都是為下一波更嚴重的濫用做鋪墊，一次次加深美國的成癮性藥物依賴。
“再想把魔鬼關進瓶子裡已經太遲了”“熊熊大火已經突破防火綫”，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安妮·凱斯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在《美國怎麼了：絕望的死亡與資本主義的未來》一書中如此形容美國的阿片類藥物泛濫問題。書中寫道：“阿片類藥物已成為大衆的麻醉劑。”
藥企與政客深度勾連，何以監管
在輿論壓力下，美國政府過去幾十年在應對藥物濫用問題上也有所行動。例如，前總統奧巴馬執政期間曾簽署《21世紀治愈法案》，拿出10億美元應對用於治療中重度疼痛的阿片類處方藥的濫用危機；特朗普就任後將這一議題當作白宮優先事項之一，還曾將阿片類藥物危機列為一項“全國性的緊急事件”；拜登政府將解決藥物成癮問題列為其“團結議程”的一部分，並將芬太尼與非阿片類鎮靜劑甲苯噻嗪混用問題列為美國的“最新威脅”。
然而即便如此，為何美國的藥物濫用仍屢禁不絕？為何成癮者總能一次次找到替代品？其中的根本原因在於，美國的政客們出於自身利益等原因，總是出台治標不治本的禁毒政策，不願將藥物監管落到實處。
一方面，政客從制藥企業獲得大量政治獻金，作為交換，政客需要在制定相關藥物的管控政策時“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結果便是，美國作為全球化工原料大國，至今仍未永久整類列管芬太尼。
英國《衛報》2017年的一篇報道指出，過去十年間，制藥商投入近25億美元用於游說和資助美國國會議員。美國約90％的衆議員以及所有100名國會參議員中的97名都曾接受制藥公司的競選捐款，這些公司尋求影響涉及從藥品成本到新藥批准方式等各方面的立法。此外，在美國醫療制度中，醫藥代表作用很大，他們以講學、資助為手段鼓勵醫生開藥方，造成許多人藥物成癮。
美國衛生與公衆服務部前助理部長、哈佛大學陳曾熙公共衛生學院教授高京柱指出，阿片類藥物製造商向政客的捐款繼續影響著政策決定，與此同時，一些政府監管機構的離職官員經常加入制藥行業，幾乎沒有“冷靜期”，“這場（藥物濫用）危機代表了多系統監管失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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