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美國在2001年退出《京都議定書》就體現出全球氣候變化治理領導權的轉移。美國過去一直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扮演著領導者的角色。但在《京都議定書》的整個談判進程中，都是歐盟在其中發揮主導作用。從最初文本草案的提出，到積極推動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妥協，直至最終的簽署生效，歐盟都作出了突出的貢獻。而美國則以《京都議定書》對發展中國家溫室氣體排放的限制過於寬鬆為由，最終宣布退出。《京都議定書》是歷史上第一部具有法律效力的溫室氣體減排文件。在如此重要的國際法誕生的過程中，美國的缺位無疑凸顯了其全球領導力的衰落。
美國總統拜登在上台之後掀起了一股“返群熱”。其在執政伊始就簽署文件，表示將推動美國重返《巴黎協定》、世界衛生組織等多邊框架。但拜登政府的這一“撥亂反正”並非要糾正過去對國際組織“不合則棄”的實用主義態度，而是要拉攏盟友結成意識形態聯盟，以構築遏制中國的“新冷戰”陣線。拜登政府直言不諱地宣稱其外交政策以團結“有共同價值觀的夥伴”為中心，以扭轉前任政府依靠單邊主義遏制中國的路線。由此可見，無論是“退群”還是“返群”，美國始終是以維護自身的全球霸權為根本出發點，其圍堵打壓中國的意圖從未改變。
可以預見的是，美國對國際組織的實用主義態度仍將持續。正如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尼基·黑莉所言：“美國將用（與評估教科文組織）同樣的視角評估所有的聯合國機構。”如此來看，我們甚至不能排除未來還會出現美國第三次、第四次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可能。在此我們唯有奉勸美國，切實履行好一個負責任大國應盡的國際義務，切莫將國際組織當作地緣政治的博弈場，假國際社會之公謀求全球霸權之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