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基於韓美同盟體系而追隨美國。韓國早在1953年就與美國簽訂了《美韓共同防禦條約》，此後一直與美國保持著軍事同盟關係，美國在軍事、經濟和政治方面對韓國有著較大的影響力和掌控能力，在同盟關係中處於絕對領導地位。在不對稱的同盟關係中，小國往往會面對“自主—安全”以及“拋棄—連累”等困境。具體而言，一方面，韓國對美國存在安全訴求，韓國會為了獲得安全交換部分自主權，因此美國的政策會對韓國產生重大影響，這不僅針對其國內政策，也會影響到韓國對外政策的制定；另一方面，韓國還面臨著“拋棄—連累”困境，在不對稱同盟關係中，小國在大國對敵實施強硬政策時害怕被連累，對敵實施妥協政策時則害怕被拋棄。〔24〕從韓國的角度來看，韓國擔心美國過於關注台灣問題而在朝鮮半島問題上對韓國的支持減弱，甚至采取不利於韓國的政策。因此，韓國政府需要密切關注美國的台灣政策，并與美國進行積極的溝通和協商，以確保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的合作和協調不會受到影響。此外，韓國和日本之間地緣政治矛盾較為尖銳，韓國擔心美國在處理與日本關係時偏向日本，而對韓國的安全問題表現冷淡。日本是美國“印太戰略”的堅定支持者，在對台政策上緊跟美國腳步，與韓國謹慎態度不同，日本更積極支持台灣參與國際事務，例如在世界衛生組織、國際民航組織等國際組織中支持台灣的參與。在與美國的安全合作事務中，日本也更加積極地參與到印太戰略和台灣海峽的安全問題中來，因此支持美國的台灣政策也可以被看作韓國尋求在美日韓同盟中保持平衡的一種方式。韓國希望通過支持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來增強自己在美國政策制定中的話語權，提高自己在美日韓同盟中的影響力。
第三，韓國自身的訴求深刻影響其外交政策的制定。韓國配合美國在台海問題上表態也是為了給自己撈取實惠。一是通過在政治外交議題上接受美方要求，獲得大量經貿和安保利益。作為韓國最重要的盟友和合作夥伴，美國對韓國在經貿和安保領域的支持至關重要。美國是韓國第二大貿易夥伴，最大的外國投資目的地以及第二大投資來源國，通過積極響應美國的要求，韓國可以獲得更多的投資與市場准入機會。韓國積極響應美國對華政策還可深化韓美同盟關係，可以從中得到更多的安全保障；通過站隊美國，韓國可以獲得美國更多的軍事援助和技術支持，以維護自身的國家安全。二是通過配合美國提升本國地位。韓國認為，此前其長期在中美之間保持戰略模糊，雖然獲得了一定收益，但也導致被中美兩國同時冷落的邊緣化風險。韓國通過在一些關鍵議題上明確表態，反而可以獲得中美兩大國的重視。通過首次參加七大工業國組織高峰會議，韓國國際影響力得到了提升。〔25〕三是通過在台海議題上尾隨美國換取美國在朝鮮問題上的支持。基於各自的利益和立場差異，韓國和中國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的分歧在逐漸加深，韓國希望通過與美國的緊密合作來遏制中國在朝鮮問題上的影響，藉助美國的影響進而掌握在對朝鮮關係上的主動權。
第四，韓國國內政治環境影響其外交政策。在國內複雜的房地產、失業、貧富差距等民生議題上，韓國保守派也很難提出比進步派更有效的政策，炒作外交議題是其提高支持率的重要途徑。近年來，韓國民衆對華好感度普遍下降，2020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輿論調查顯示，韓國民衆對中國的非好感度高達75%。2021年5月，韓國新聞周刊《時事IN》的調查結果顯示，在美國、日本、中國、朝鮮四國中，韓國民衆對中國的好感度墊底，在滿分100分中僅獲得26.4分，顯著低於美國的57.3分，甚至低於日本的28.8分和朝鮮的28.6分。〔26〕在選舉型政治體制下，韓國政府自然會考慮民衆的厭華情緒，對華采取更為強硬立場以提高政府支持率。
第五，韓中經貿聯繫有所鬆動。韓中建交30年來兩國經貿關係密切，中國長期為韓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雙方密切的經貿往來在兩國關係中起著名副其實的壓艙石作用。但這一情況自2022年5月開始出現轉變，韓國對中國貿易出現兩國建交30年來首度逆差，且這一情況延續至今。據韓國貿易協會2023年3月28日發布的統計數據，今年前2月對華貿易逆差纍計50.74億美元，逆差規模同樣排在第一。〔27〕除此之外，韓國對華出口連續近一年也在呈減少趨勢，2022年韓國對華出口同比減少4%，在總出口中對華出口所占比重降至25%以下，相反，對美國的出口卻呈現兩位數（14.5%）的增長，首次超過1千億美元，占比也升至16%。〔28〕不僅對華貿易出現逆差，韓國對華出口占其總出口的比率在下降，韓國產品在中國市場所占份額在下降，這種趨勢恐怕在未來也難以逆轉。主要原因是中國製造業的轉型升級悄然改變了中韓比較優勢，也改變了兩國貿易產品結構，中國主要出口中間產品和消費品，與韓國的出口結構相似，隨著中國高科技中間產品和高端消費品出口增加，韓中貿易從過去互補轉為相互競爭，因此，這種情勢將迫使韓國積極開拓歐美市場，并使韓國在中美之間更靠向美國。〔29〕
另一方面，韓國基於自身利益而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儘管韓國追隨美國，但韓國畢竟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有自己的獨立性，這決定了韓國的對台政策與美國的對台政策又有所區別，一般不會突破一個中國的框架。具體分析如下：
第一，中韓間存在著密切的經貿關係。韓中建交以來，雙邊經貿關係不斷發展，中國是韓國最大貿易夥伴、最大出口市場和最大進口來源國。據統計，2022年中韓貿易額為3622.9億美元，韓國對中國出口額為1996.7億美元，〔30〕韓國對中國出口依舊以絕對優勢占據首位，中韓貿易接近韓與美、日、歐貿易額總和，建交30年來，中韓貿易額增長了近40倍。韓國在過去五年中貿易額與GDP比率為75%，〔31〕這意味著韓國經濟發展高度依賴外貿。因此維護與中國的友好關係，在台灣問題上不做出刺激中國的言行，這對韓國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
第二，韓國供應鏈高度依賴中國。韓國許多企業依賴於從中國進口原材料、零部件以及半成品，根據2021年《韓美日對中國進口依賴度的現狀及課題》報告，韓國對中國的依賴度在2017年美中發生貿易紛爭後反而逐步上升。韓國在零部件及原材料、中間材料領域的對中國依賴度分別達到29.3%、27.3%，高於美日。具體到美國供應鏈重組計劃的四類核心產品上，韓國的對中國依賴度同樣最高：半導體為39.5%，是日本的2倍多、美國的6倍多；電動汽車電池為93.3%，亦達到日本的1.5倍、美國的2倍多；醫療品及醫藥原料（抗生物質）為52.7%、稀土為52.4%，也均遠遠高於美日。〔32〕因此韓國需要與中國保持良好關係，以確保其供應鏈的穩定性和安全性。
第三，韓國希望中國在韓朝關係中發揮積極作用。中國作為朝鮮鄰國和朝鮮的重要經濟援助國，對於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和無核化進程具有重要的影響，因此韓國認為與中國合作是解決朝鮮問題的關鍵。過去幾年裡韓國與中國展開了一系列對話與合作，在與中國的交流中，一方面尋求中國對朝鮮問題和平解決的支持和參與，希望通過中國促使朝鮮開放門戶，降低朝鮮半島的緊張情勢，從而為南北和平統一創造有利的條件；另一方面也與中國就“朝鮮半島無核化”進行多次磋商和協調，譬如中國發起并推動朝核問題六方會談，積極發揮著促進對話和協商的作用，為解決朝核問題作出了重要貢獻。因此鑒於朝鮮問題，韓國并不願意在台灣問題上緊跟美國過度刺激中國大陸，使朝鮮半島問題複雜化，并對韓國自身產生負面影響。
三、韓國對台政策的未來走向
韓國近年來涉台發聲增多，這顯示出韓國在中美博弈的問題上不再像過去那般尋求平衡中美的“戰略模糊”，而是表現為更加傾向美國的“戰略清晰”。未來韓國對台政策可能會出現進一步轉向，韓台合作可能會從口頭表態轉到實際行動上，進一步衝擊一個中國原則。但鑒於維持中韓兩國關係的穩定性因素依然存在，且在未來長時段仍會發揮作用，據一般性推測，韓台關係不會突破一個中國原則，韓國在制定對台政策時依舊需要充分考慮中國大陸的立場及態度，并不會一味跟隨美國步伐，也會存在自身利益考量。
一般來說，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是國際體系、國內政治和領導人個人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33〕外交決策背後有不同政治集團、利益群體的相互博弈，外交政策反映的就是這些集團、群體的利益及偏好。韓國對台政策，雖然不是外交政策，但也需從韓國國內政治環境及國際體系變革角度出發，就國內而言，最主要的便是韓國保守派與進步派之爭。
根據韓國憲法，韓國外交政策的最終制定權屬於總統，獨裁和威權主義時期韓國總統權力極大，這一時期個人因素在韓國外交政策制定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20世紀80年代末韓國開始民主化轉型，總統權力被不斷削弱，此時政黨內部民主化迅速推進，總統的外交政策偏好基本反映的是政黨的偏好，〔34〕政黨在對外政策制定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儘管韓國憲法規定韓國實行多黨制，但韓國自民主化轉型以來進步派和保守派兩大政黨長期輪流執政，形成了事實上的“兩黨壟斷體制”。政黨具有特定的意識形態，并會發展出與其吻合的一整套內外政策，意識形態塑造政黨的對外政策偏好，特別是在某些國際議題被認為和政黨的核心意識形態相關時，〔35〕例如韓國保守派看重韓美同盟、韓國進步派重視與朝鮮關係等。基於各自意識形態，不同的政黨會有不同的政策偏好。《大韓民國憲法》明文規定，總統任期衹能一任5年，不能連任，這使得民主化轉型完成後的韓國出現了較為穩定的“政權輪替”，即保守派與進步派各執政10年（文在寅政府時期例外），儘管尹錫悅代表保守派陣營國民力量黨贏得大選，但進步派政黨共同民主黨仍然是韓國國內最大的在野黨，有機會在下屆選舉中實現“政黨輪替”。因此，結合韓國不同派別政黨，關注其不同之處，有利於分析韓國在中美戰略博弈中的政策制定、對台政策的未來走向等。
目前韓國的政黨大致可分為以執政黨國民力量黨為首的保守派陣營，和以最大在野黨、國會第一大黨共同民主黨為首的進步派陣營，保守派和進步派的不同可作如下區分：
外交安保政策方面，保守派主張以鞏固韓美同盟作為韓國外交安保政策的基石，立場更加偏向美國；進步派雖不否定韓美同盟這一基石，但要求儘量降低美國對韓國過多過深的影響，提出“自主外交”和“自主國防”政策。
經濟政策方面，保守派強調經濟增長第一，重視市場經濟；進步派主張分配優先，強調全國各地區應均衡發展。
朝韓關係方面，保守派將朝鮮看作是韓國的“主敵”，和美國緊密配合，在聯合國人權會議上譴責朝鮮，強調對朝鮮經濟援助要堅決與棄核掛鈎；進步派對朝鮮主張實行民族和解的“陽光政策”，也大力敦促朝鮮棄核，但主張“對話大於施壓”，不贊成將對朝鮮經濟援助與朝鮮的棄核掛鈎。〔36〕
在對中美的關係上，韓國進步派和保守派存在微妙差別，進步派重視朝韓關係，提倡南北和解，并且追求“自主外交”與“自主國防”，因而對中國采取較為友好的態度，更希望在中美之間保持平衡，在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議題上保持謹慎。例如文在寅政府時期對華“三不”承諾（不追加部署“薩德”、不加入美國導彈防禦系統、不追求美日韓軍事同盟）；盧武鉉政府時期以“政經分離”原則發展與台灣當局的關係；〔37〕現今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黨首李在明批評尹錫悅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稱“在很多方面做了國家無法承受的讓步”等。〔38〕而保守派立場一般更偏向美國，主張打造“韓美價值同盟”，在台海問題上更加清晰地與美國站在一邊。例如尹錫悅在與拜登的聯合聲明中重申維護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兩國領導人強烈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印太現狀的企圖。〔39〕雙方聯合聲明矛頭直指中國，至此，韓國在台海問題上不再像此前一般保持模糊，其立場已然清晰化，即加強與美國的聯繫，策應美國企圖將台灣問題“國際化”的策略。
從國內政治角度看，不同的黨派執政會影響韓國外交政策的制定，具體來說，進步派政黨出於“自主外交”與“南北和解”的需求，在處理與中國關係時會更加謹慎，在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台灣問題上會保持相對慎重的態度，不會無底綫地追隨美國。保守派政黨出於維護韓美同盟的需求，立場會更加偏向美國，策應美國對華遏制戰略，在台灣問題上更加明確與美國站在一起，破壞和挑戰一個中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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