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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希望找到今天美國政治症結所在的人來說，威斯康星可以說是一個絕佳的觀察樣本，它預言並“微縮化”了今天的兩黨極化，並顯示出若不及時作出改變所可能產生的後果。
一個對特朗普政府行事風格很好的概括，是“雖然僅在競選中以最微弱優勢取勝，卻像獲得了壓倒性勝利一樣執政”：無視圍繞無論特別檢察官穆勒、“通俄門”、電話勒索烏克蘭總統、邊境墻爭端等任何形式的國會監督與制衡，對作為“第四權”的媒體更是除了經常公開表示敵意以外，還尋求過使用比騷擾媒體監督工作的惡意訴訟更加容易的立法，且在從奧巴馬政府手中“搶”到一個最高法院任命空缺後且違背金斯伯格大法官的遺願和選民的願望，在2020大選不到一個月內又向高院內“塞”進了第三名自己的人選——這一切對其他全部制衡機制的無視甚至出現在特朗普並沒有贏得普選票多數的前提下。而本段開頭的概括，其實並不是直接針對特朗普政府的，而是政治學者肯尼斯·梅耶（Kenneth Mayer）對沃克爾執政生涯的。換句話說，“特朗普主義”並非憑空誕生於2016年特朗普的競選和勝利，而顯然具有能追溯至茶黨運動甚至更早時期的起源和歷史。
不難想象，在兩黨合作具備深厚根基的威州，沃克爾的作風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黨內反對的，這其中就有曾任州參院共和黨領導的戴爾·舒爾茨（Dale Schulz）。舒爾茨指出，沃克爾主持下對競選獻金規定的大幅放鬆，導致了大量支持極端保守立場的州外組織的資金流入，它們為同樣極端的候選人所資助的負面廣告讓溫和派候選人愈發失去了生存空間；他同時也無法接受茶黨共和黨人頻繁打破讓政治變成可持續的常態的行為，批評他們已不是保守主義者，而是“一無所知的民族主義無政府主義者”。但即便擁有黨內領導的身份，他的批評不僅沒能將威州共和黨重新拉回正軌，反而吸引了包括著名電台主播等保守派意見領袖的攻擊，以至於他不得已地選擇退出政治生涯。
而在特朗普掌權後的聯邦政治層面，許多人也直到今天依然對其幾位知名的黨內反對者寄予厚望：從包括羅姆尼、柯林斯、慕爾科斯基和已故的麥凱恩在內的參議員，到在“國會山暴動”發生後公開、響亮指出特朗普危險的利茲·切尼、亞當·金辛格、彼得·邁爾等人，再到包括馬里蘭州長拉里·霍根和新罕布什爾州長克里斯·蘇努努等在特定地域受選民歡迎因而能抵禦特朗普攻擊堅持批評他的地方級共和黨領導……但就像傳統共和黨人在威州的命運一樣，他們至少至今為止沒能對特朗普或“特朗普主義”達成有效的制衡，其中一些甚至被迫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諷刺的是，威州一部分茶黨共和黨人甚至也被迫成了特朗普時代的黨內反對者，成為被自身所滋養出的極端主義反噬的最佳實例：比如，在2020年大選後特朗普試圖推翻選舉結果的時期，拜登取勝的威斯康星也是他的重要目標之一，在沃克爾曾經的重要同盟、威州眾院共和黨議長羅賓·沃斯（Robin Vos）公開拒絕了特朗普的非法要求以後，他不僅頻繁成為了特朗普發洩怒火的重要目標，甚至在2022年的選舉中被迫面對了一位被特朗普支持的初選挑戰者。
特朗普在疫情期間拒絕為政治對手主政的州撥發抗疫資源的行為，有威州共和黨人更長期、更系統性地不公正對待民主黨城市作為先例；而拋開形式，特朗普包括煽動“國會山暴動”在內推翻2020年選舉結果的一系列嘗試，也是像威州共和黨人劃分選區的做法一樣從本質上動搖民主系統從而將政治權力鎖進自己手中的做法，只不過更暴力而笨拙、缺乏計劃。而在光譜另一側，民主黨人在威州的一系列本可避免的失誤也在全國範圍內都十分典型：在過去的十年內，民主黨大幅度地將工作重心轉移到了全國級別的總統和參眾議員的競選上，而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地方級別的選舉。這所導致的後果之一，就是在威州這種本該爭取每個州議會席位的地方，地區級黨組織和候選人反而無法獲得足夠的資源，而這也相應地讓招募到好的候選人變得愈發困難，許多類似地區的民主黨人許久以來對這個惡性循環苦不堪言；2017年，威斯康星舉行了針對一個州最高法院法官席位的選舉，雖然正值特朗普剛剛當選、全國各地的民主黨選民都因此具有極高的熱情，威州民主黨卻根本沒有提名一個挑戰在任的保守派法官的候選人。過於側重全國性政治導致的另一個後果，是在決定競選策略和政策主張時，華府的政治顧問階級和社交媒體上具有極大聲量的活動人士便具有了不成比例之大的發言權，而他們不僅無法代表大多數中間派選民不能被某一意識形態陣營定義的觀點和聲音——這正是民主黨在搖擺州最需要爭取的選民群體，更會在面對他們可能不夠“進步主義”的表態時，選擇十分說教、居高臨下的方式回應。
這點在2022年中期選舉中體現的淋漓盡致：在面臨連任競選的參議員中，最有可能被擊敗的，就是威州的共和黨參議員羅恩·約翰遜（Ron Johnson），他是參院中最極端的保守派之一，不僅在國會山動亂發生前曾試圖將假“選舉人票”強行交給副總統彭斯，更在事後多次對暴動的後果輕描淡寫，同時在近12年的任期中幾乎並無任何政績。然而儘管民主黨初選中並不缺少資歷、政策取向和意識形態都非常適合威斯康星的政治人物，在州外社交媒體意見領袖的推動下，時任副州長曼德拉·巴恩斯（Mandela Barnes）在未經足夠真正競爭的情況下獲得了勝利。作為黨內進步派一翼的明星，在經過了選民新鮮感支撐的短暫領先後，巴恩斯的弱點很快被展示了出來：2020年夏天以來的抗議運動所產生的一項政治後果，是“撤資警察（defund the police）”這個口號獲得了相當大的知名度和在進步派圈子中相當廣泛的支持；但在經過了兩年多的選舉和實際操作後，大部分人已經能夠意識到，這個口號雖然具備好的出發點，卻因為過於簡化、臉譜化地理解少數族裔社群和警察的關係而格外被其聲稱幫助的少數族裔選民所反感，同時更給了共和黨人在公共安全議題上攻擊民主黨人有力武器，儘管他們在這方面並無任何自洽的政策主張，且往往是許多地方警局無法得到充足預算的“元凶”。在威州，對於如密爾沃基城郊在內民主黨人必須爭取的地區，上漲的犯罪率均是選民最重要的關切之一，而巴恩斯此前對“撤資警察”表示支持的記錄隨即被共和黨人找了出來，做成了一系列效果顯著的負面廣告。和巴恩斯其他諸如在社交媒體上稱讚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等過去幾年的過激行為一起，共和黨人輕易將他在威州選民心中塑造成了一個極端分子。在選舉日當天、投票站關閉幾個小時後，各大媒體就宣布了約翰遜的成功連任，儘管同一張選票上民主黨州長艾佛斯的勝利證明了這本是一場可以由更好的候選人所贏下的選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