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醫學界當初不顧《紐倫堡法典》的約束，認為這些規範是科學探索進程中的障礙，就沒有遵守。”霍恩布盧姆說，“一些非常‘聰明’的人拋開醫學倫理，把它當作束縛或問題，這就是美國監獄等機構中有那麼多人被當作試驗品的原因。”
美國維護人權醫生組織指出，中情局刑訊技術效果研究計劃是在未經被關押者同意的情況下進行的，美國醫學專業人員在為酷刑這一犯罪行為提供支持的過程中又犯下另一項罪行，即在被關押者身上進行人體試驗。這是《紐倫堡法典》制定以來“美國醫學專業人員違反醫學倫理最嚴重的行為之一”，也“違反美國法律和國際法”。
曾跟蹤調查美國在危地馬拉秘密人體試驗的社會調查工作者克拉拉·德派斯表示，進行這些試驗的美國醫學人員未警告試驗對象可能發生的危險與隱患，這些試驗違反了《赫爾辛基宣言》的基本原則。危地馬拉時任總統科洛姆更是直斥這些試驗是“違背人性的犯罪”。
托莫裡認為，輝瑞當年在尼日利亞的試驗違反了世界衛生組織關於藥物試驗的規範，也違反了醫藥企業應遵守的醫學倫理。相關賠償對輝瑞來說算不上很大損失，但這一事件給尼日利亞民衆留下長久的痛苦記憶，不少當地人至今仍記憶猶新，對外國藥物和疫苗仍心存疑慮。這甚至影響到尼政府開展的歷次疫苗接種行動，包括新冠疫苗接種。
歸根結底，不論是在美國國內還是在其他國家，進行秘密試驗的許多美國研究者并沒有把試驗對象當作平等的人來看待。
“這些囚犯基本上被遺忘了，就像實驗室裡的小白鼠、狗，或是猴子、猩猩。”霍恩布盧姆在談到霍姆斯伯格監獄的人體試驗受害者時這樣說。
德派斯指出，美國研究人員對危地馬拉人極度不尊重，在試驗記錄中將其稱為“低等人”。“（危地馬拉方面提起的訴訟）懸而未決，因為危地馬拉和美國的關系不平等。”德派斯說，“這種不平等不僅體現在兩國關系上，也體現在美國公司與危地馬拉政府打交道的過程中，更不用說受影響的群體，也就是那些弱勢和不受尊重的群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