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應充分考慮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以人民為中心傳遞綠色文化理念。綠色文化的發展不能脫離物質基礎。目前，我國各地區在經濟、生態、人居環境上仍有較大差異，在綠色文化的倡導形式上，應充分考慮當地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以人民需求為核心傳遞綠色文化理念。對於發展相對滯後的邊遠地區，地方政府仍應以提升居民生活水平為核心，以全民響應、參與綠色建設為主綫，推動柴改氣、煤改氣的全面普及與供水、供暖、施藥用肥、垃圾及污水處理等方面的集約式規劃建設落地；并推動傳統工業綠色轉型，通過稅制優惠、融資保障、動態監管等組合拳，促進地方企業積極參與到綠色循環農業、生態循環產業鏈條的改造中來，持續加強生態環境、人居環境的建設與完善，提升人民的生態幸福感與獲得感。對於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城市地區，應重點圍繞綠色價值理念培養開展綠色文化建設，加快銀行個體碳賬戶建設，將餐飲、住宿、交通、廢物回收等綠色低碳行為積分化、價值化，通過標簽化手段強化居民對健康綠色產品屬性及實踐活動的價值認知，培養個體養成、家庭傳承、社會永續等有綠色價值導向的消費觀念。
其次，要全面把握地方生態區位特點，因地制宜創新綠色文化形式。綠色文化的傳播需要更加具象與親民的表征，如何將時代性、戰略性的生態文明理念與願景，合理下沉轉化為在地化、生活化的綠色文化，是關鍵。應根據不同地區的地理區位、資源禀賦及地方生產生活方式等特點，將當地綠色文化價值理念拓展外化為人們看得見、盼得到的目標，并將其轉化為“接地氣”的綠色文化符號，并以此設計各類主題性實踐活動。例如，成都提出“碳惠天府”碳普惠機制，將國寶大熊貓作為地方綠色文化的符號標簽，成功在“美麗中國”的大願景下塑造出個人與自然生靈和諧共生的小願景，通過“雲養熊貓”及“碳積分”等親民的實踐形式，將綠色文化價值具象化，以“落戶成都的鳥兒多了”等具體化、生活化的表現形式，對居民綠色環保信念和行為加以強化，取得顯著成效。
最後，應強化發揮基層單位能動作用，自下而上凝聚綠色文化氛圍。綠色文化的踐行需要貼近生活的組織載體，通過多主體協作自下而上地營造綠色文化氛圍。綠色文化的行為實踐具有非功利性和群體性，這與街巷、社區等基層社群單位具有天然的互補性。一方面，非功利的綠色文化集體實踐有助於加強社群聯系與凝聚力；另一方面，在空間、生活上緊密相連的社群中，社會規範的約束力更強，人們在綠色願景、信念與實踐上更容易達成共識，有助於綠色文化的培育和傳播。目前，我國各地探索的“樓長制”“巷長制”“街長制”等基層社群自治形式均展現出了蓬勃的制度生命力，未來應在政府引領下，以基層社群居民推選等形式選出環保帶頭人，在社群內部確立綠色小願景，制定綠色“微准則”，強化社群綠色身份標簽，營造基層綠色文化氛圍，以點帶面助力綠色低碳生活方式的養成，進一步激發全民主動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內在動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