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美亟待一個強有力的新任總統可以領導兩黨共同推動美在全球的經濟和技術領導地位，形成一個真正強有力的產業政策，以應對中國挑戰。然而目前兩黨中尚無能人可以發揮《芯片與科學法案》真正的效用。
兩黨紛爭不能推動美政策的糾偏，反而內捲本身成了目的，共同塑造一個“中國威脅論”已經如賴斯所言，成為了美政治車輪前行的動力。《芯片與科學法案》雖然不代表美產業政策的轉折點，卻能够清晰看到反華同盟、反中資企業同盟的愈演愈烈。中國芯片不能僅僅爭取幾個友好國家的企業合作，需自主研發，彎道超車。
美一直反對產業政策，認為產業補貼擾亂市場、造成不公平競爭，如今為遏制中國，已公然放棄產業政策的“意識形態鏈條”，這是華為國際生存環境的重大變化。芯片的政治化緊跟意識形態的鬥爭，企業應儘量避免行業風口，避免產品研發走“獨木橋”。
（二）美國產業政策對利益集團的重構
2022年中期選舉，美國的政治和社會情緒更加兩極分化。美國最高法院最近的裁決也在表明法院大力推動共和黨的右翼保守議程。越來越多的共和黨人正在發展成為一個反民主的政黨，這讓歐洲和德國感到擔憂。
特朗普本人是否再次成為總統不再是決定性的，更重要的是其潛在繼任者也遵循他的觀點。持極端觀點的特朗普擁護者在國會中的代表將比以前更加強大。國會中兩黨合作的兩極分化和拒絕將增加。民主黨選民對拜登的支持在穩步下降。此外，中期選舉後，儘管民主黨在國會參議院中依舊占多數，但他們失去了在衆議院的多數，難以在法律上打上自己的印記。這是由於黨左翼和保守派之間難以達成實質性妥協，且許多參議院法律要求實際獲得 60% 的多數票才能規避阻撓議案，後者衹能通過兩黨共識來實現。如今，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意識形態差距正在加速擴大。
美國最高法院的裁決正在加劇分裂。多年來，最高法院以犧牲聯邦政府為代價來加強各州在選舉過程中的作用。與此同時，由於舉行聯邦選舉的規則在各個州的憲法中都有規定，因此地方最高法院在選舉糾紛中作出裁決。如果最高法院裁定支持這一深受特朗普支持者歡迎的法律學說，那麼由30個州的共和黨人主導的各州立法機構可以在沒有當地最高法院或其他機構的情況下劃分選區，這將導致選舉進一步的不公平劃分。
最高法院可能作出的有利於獨立州立法機構原則和其他關於各州選民歧視的法律的決定對美國來說是政治爆炸物，這可能對美國選舉產生深遠的影響。不能排除美國出現新的憲法危機和政治暴力，這對美國民主來說不是一個好兆頭。此外，美國社會話語變得更加激進和仇恨，政治兩極分化正在增加，槍支在已經軍事化的社會中的存在也在增加。
以《芯片與科學法案》對半導體製造的新戰略代表了美國對該行業重要性的更全面理解。疫情提高了公衆和國會對半導體對民用應用重要性的認識。然而，疫情衹是暴露了美國在半導體戰略供應方面長期存在的脆弱性，幾十年來美國本土芯片製造能力一直在受到侵蝕，戰爭則進一步凸顯了這些漏洞。在芯片法案的前景及其強大的激勵措施下，美國正建設或計劃建設數量空前的新半導體晶圓製造廠。
拜登政府認為，發展半導體產業對美國製造業復興有諸多裨益。（1）新設施投入運營將減少美國對外國芯片製造業務的依賴，并使美國所有下游製造業受益。由於與這些獨特的高科技投資相關的“溢出”收益，在美國建立新的半導體製造工廠可能會刺激廣泛行業的國內製造業。（2）建造先進的半導體工廠可以吸引對附近製造業務的投資，為這些工廠提供運營所需的設備和材料。目前，英特爾、台積電、三星、格羅方德和其他芯片公司計劃在美國建立新晶圓廠的計劃正在吸引數十億美元投資到美國的製造設施，這些設施不僅用於芯片，還用於製造所需的化學品和材料。（3）建設晶圓廠還可支持創建利用這些能力的分支產業。與人工智能相關聯的物聯網將在人類努力的許多領域帶來生產力、便利性、效率和創新方面的革命性進步。（4）物質和人力資本是發展半導體產業的重要因素。半導體製造依賴於當地大量的物質和人力資本，其中最重要的是擁有從事高科技製造的勞動力。人才庫和能够提供培訓和物理基礎設施的教育機構的存在是吸引半導體製造業的重要因素。此外，這些相同的機構和設施可以吸引對具有類似支持要求的其他類型的先進製造業的投資。（5）當地半導體製造廠的存在吸引其他技術密集型行業的製造商尋求與芯片製造商進行研究和生產合作。比如，特斯拉於 2021 年將其總部從加利福尼亞州遷至德克薩斯州并於一年後在新工廠開始生產Model Y電動汽車。在某種程度上，這些舉措反映了特斯拉與三星的合作夥伴關係，後者正在同時擴大其在奧斯汀的芯片製造能力。（6）技術密集型公司在特定地理區域的集中具有“異花授粉”效應，來自不同背景的創意人士正式或非正式地聚集在一起分享想法和信息。這些影響可以在台灣半導體產業建立的新竹科學園區看到，其結果是研究機構、製造商和供應鏈公司的密集集合，其中在相關部門工作的個人之間的無數互動是台灣現代化轉向的支點的主要原因。（7）對半導體製造的投資為相關的高科技行業創造了新的機會，比如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和物聯網等關鍵新興行業。先進的研究設施加上動手製造技術是未來區域和國家增長的關鍵。
芯片製造對製造業有直接而強大的刺激作用，聯邦政府和各州需激勵和促進私營部門進行合作并加快環境審查和地方許可。這需要州和地方政府以及行業之間進行合作。芯片法案代表了一個重大機遇，若要取得成果，精明的實施至關重要。
美國這一法案直觀地反映了美國各界對於半導體產業的系統性思考，甚至包括對中國半導體崛起的恐懼，目的就是建立美國絕對領先、絕對安全的半導體產業體系。在這種思考的背後，有對於美國核心競爭力和長期戰略地位的思考，也有關於世界對中國市場和供應鏈依賴性的焦慮，更有對於全球地緣政治變局的再平衡、再布局考量。目前許多國家已經對其芯片製造進行補貼，不僅僅是美國。例如，德國在2022年5月宣布打算斥資100億歐元資助32個半導體項目；日本已經批准了68億美元的資金投入國內半導體投資。美國芯片法案頒布後必然會加劇新型競合關係的產生。
（三）加拿大先進產業落後與美國產業政策的周邊延伸
加拿大作為美國重要的鄰居和意識形態上的穩定夥伴，在美全球產業聯盟及亞太經濟格局中具有重要的角色定位，成為被美所“裹挾”的重要棋子。
然而近年來，加拿大在先進產業領域的競爭狀態就如同其法語區蒙特利爾的表現——虛弱和衰退，頗為“不爭氣”。美則“恨鐵不成鋼”，2022年美聯邦政府預算專門對加拿大進行了具歷史意義的撥款，助其提升先進技術產業的競爭力。用通俗語言來說，加拿大除了挖礦就是賣油。
贏得先進產業的發展意味著經濟增長、貨幣的強勁、利潤的提升、供應鏈的穩定以及產業安全基礎。美國有智庫專門提出“漢密爾頓指數”，通過對加拿大七大領域的數據——醫藥、電子設備、機械裝備、汽車產業、航空運輸設備、計算機產業、信息技術與信息服務——進行調研分析，對加拿大在先進產業領域的現狀進行全面評估。
加國GDP占全球份額從1995年的1.95%上升到了2018年的2%，然而其先進產業的份額卻從同時期的1.8%下降到1.2%，其在汽車產業的份額從同時期的3.6%下降到1.5%，其在電子產品的全球份額甚至下降了57個百分點。2018年加GDP一季度增長率僅為0.3%。⑥加在七大先進產業領域可謂滿盤皆輸。
經濟學家用“區位熵”（Location Quotient）指數 的概念來反映特定產業在全球產業布局中的份額，以2018年各國先進產業的區位熵指數為例，加拿大為0.6，美國為0.94，中國為1.34，德國為1.74，墨西哥為0.95。⑦可見加在全球先進產業處於落後水平。
加拿大扭轉這一局面已迫在眉睫，主要由四種可能的途徑。一是加快技術研發，停止滑向第三世界“賣資源式的”經濟發展模式，推動知識產權，建立專利機制，并應撥款專門設立加拿大創新投資局；第二，加應仿效美國會出台芯片法案以推動企業設廠生產半導體，對先進產業設立工廠實施全面准入制度；第三，加政府應從傳統大學教育體系的基礎型科研轉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應用型研究，為此政府還應設立加科技研發基金；第四，加還應通過立法機制對傳統的以礦產、石油生產為主的企業施加高額稅收，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為先進產業提升競爭力。
加產業衰落的事實已無法扭轉，然亡羊補牢、猶未為晚。對於加薄弱的產業環境以及市場標準，離開美，恐難以獨行，其產學研機制也有很多空白之處。美國人傳統上就對加拿大有一種歧視心態，美國政客普遍希望加拿大能够以美《芯片與科學法案》作為榜樣，緊跟步伐。其實，隨著北約在ICT領域和數字經濟領域的深入協調，加已在實質上被美政策所“綁架”。未來大西洋兩岸對華為的路數，一定程度上將以美不斷祭出的法案作為“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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